王夫之的贡献是“旧时代的总结”（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下卷，332页，人民出版社，1999）。他否定了理学家对“三代”及其以前社会的迷恋，认为人类的不断进步取决于“衣”和“食”的变化，“食异而血气改，衣异而形仪殊”；而这种人类变自禽兽、文明变自野蛮的总趋势也有着相对性，一旦野蛮胜过文明，人类还是会退化的。（《思问录》）王夫之还抨击了宋明以来曲解事实、褒贬论史的风气，强调“理”始终存在于“势”的不断变化之中。（《读通鉴论》、《宋论》）这样一来就彻底否定了正统史观所有关于社会永恒不变的教条，体现为一种更为深刻的历史进化观点。

较之顾炎武和王夫之，黄宗羲则是一位“新时代的前驱”（冯友兰语，同前书，332页）。黄宗羲把千百年来中国社会动乱无已、民不聊生的原因，归结到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上去。（《留书》）黄宗羲更加猛烈地抨击了君主专制制度，谴责专制君主为当今天下之“寇仇”、“独夫”和“民贼”，“为天下之大害”（《明夷待访录·原君》），并为“新时代的政治社会制度拟定了一个具体的轮廓，画出了一个蓝图”（冯友兰语，同前书，359页）。这就在君主至上的时代，张扬了一种可贵的批判精神，破除了正统史观笼罩下的君权天授、君权永恒的神秘光环，让人开始感到历史是由“人”造成的。

（三）清代前期

随着清朝统治的确立，腐朽的程朱理学死灰复燃，又一次承担起了巩固封建专制皇权的任务，与此同时，迫于统治者的淫威，至乾嘉时代知识分子便完全淡忘了已经达到的新的历史认识，重新回到“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老路上去。顾炎武的经世旨趣被放弃，被尊为清代考据学的鼻祖。黄宗羲则成了清代正统史学的宗师。王夫之的著作也被埋没了。

然而，就在乾嘉这一举世皆为考据的时代，身为“乾嘉别派”的皖派考据大师戴震和浙东史学后劲章学诚却发出了微弱的呐喊，展现了可贵的唯物主义萌芽。戴震揭露说，“今之治人者，视古贤圣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措诸意，不足为怪；而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痛斥了“以理杀人”（《戴震集》卷9《与某书》）的卑鄙和荒谬。戴震重新发现和褒扬了经济活动决定社会意识的真理，主张为政治国者要“体民之情，遂民之欲”。所谓欲，就是人类日用饮食的基本物质需要，“舍是而言理，非古贤圣所谓理也”（《孟子字义疏证》）。

对此，同时代的章学诚深有同感，说戴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古人所未发者”（《章氏遗书》卷2《书<朱陆篇>后》）。而章学诚自己作为传统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也在针砭考据学风的过程中，在改造创新传统史学的过程中，在历史观点上表现出了唯物主义的萌芽。比如他对学术本原的探讨，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政典也”（《文史通义·易教上》），这就“为批评当时学风脱离实际，离开社会人事去治经、去讲道的不良倾向，进一步提供了理论的历史的依据”（陈其泰著《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增订本，354页，学苑出版社，1999）。又如章学诚对“道”的认识，他说，“道者，非圣人智力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文史通义·原道上》），这就否定了“道”的唯心起源，坚持了唯物主义观点。又说“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有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之；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后起者也”，这说明他认识到了一些国家起源的情况。而对于封建国家各项制度的创设，章学诚也有“相当接近于历史进程的天才猜测”（陈其泰语，同前书，356页），“至于什伍千百，部别班分，亦必各长其什伍，而积至于千百，则人众而赖于干济，必推才之杰者理其繁，势纷而须于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作君、作师，画野、分州，井田、封建、学校之意著矣”。（《文史通义·原道上》）

值得注意的是，明末清初以来这些带有唯物主义萌芽特征的历史观点，在鸦片战争以前并不能得到全社会的回应，更不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认识，但是，它们都在近代救亡图强的历史大潮中获得了新生，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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