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是“古代中国第一次尝试用历史事实证明求富图强合乎社会规律的记录”（朱维铮著《走出中世纪》，307页）。这篇文献，描述了舜、禹以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的历史，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这就“从一个侧面描绘了社会基础构造的粗糙图景”（朱维铮语，同前书，308页）。东汉班固继司马迁之后，创新著史格局，修成《汉书》，其中设立《食货志》，说“食谓农殖嘉穀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也。二者生民之本”，又说“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这都表明，历史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经济活动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后来，这一由司马迁首倡，经班固而定型的为经济制度史立专篇的做法成为历代正史编纂的传统，从而积累了系统的封建生产关系资料。

魏晋南北朝时期修成的五部正史当中，只有北朝魏收《魏书》继承了马班的传统，设有《食货志》。其中说到，“夫为国为家者，莫不以穀货为本”，又说，“既饱且富，而仁义礼节生焉，亦所谓衣食足，识荣辱也。”《魏书》是关于鲜卑民族的通史，也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民族通史，它能设立专篇记录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内容，这在当时是很突出的。此外，还是在北朝，郦道元《水经注》以水为纲对历代的人地关系做了深入细致的描述，贾思勰《齐民要术》对六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的农业生产技术做了集大成的总结，其中都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深切关注，影响深远。

唐代中期，久居相位的杜佑，身逢时变，“将施有政”（《旧唐书·杜佑传》），创作了《通典》。《通典》以《食货》为首，而《食货》又以《田制》为先，这种把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特别是历代土地关系的变革，放在历代典章制度首位加以叙述的见识和方法，是“我国中世纪史家‘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的天才尝试”（瞿林东著《杜佑评传》，95页，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杜佑强调“教化之本在于足衣食”，指出必须首先解决吃饭问题才谈得上“行教化”，（《通典·自序》）这表明传统历史家对历史进程的认识较之前代跃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层次。作为第一部典制体通史，《通典》开创了一个把经济问题的解决看作历史变迁出发点的史学流派，后世续作蔚为大国。

（二）宋以降至明清之际

从宋代至清代前期，中国的封建社会逐渐走向没落，步入了它的下降期。这时，“存天理，去人欲”、“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学教条成了历史认识的主流。随着明代中后期东南沿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随着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繁荣，随着明王朝的覆亡，明清之际的人们一度向正统史观发出挑战，并取得了全新的历史认识成果。

明代中后期，替新兴的市民阶层说话的作品，在当时的文学领域多有表现，比如说书和拟话本的繁兴和发展。日益壮大的市民阶层和更广大的农民阶级，成了当时“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真正爱好者和保卫者”（胡士莹著《话本小说概论》，363页，中华书局，1980）同样，在思想领域，也出现了被正统理学家斥为“邪说”，而实际上却反映着市民阶层利益的见解。比如，李贽就公然申斥了当时“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历史认识，“故未尝有是非”，（《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从根本上颠覆了理学所标榜的正统史观。但李贽后来却由于其鲜明的“异端”色彩，被明朝统治者冠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捕入狱，迫害致死。（参见《<焚书><续焚书>·再版前言》，1页，中华书局，1975）

明清易代之际，面对明朝覆亡所暴露的封建制度的深刻矛盾，面对清朝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政策，当时的学者多有探索和反思，形成了清初经世之学，比如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就是他们的代表。

顾炎武首倡“舍经学无理学”，批判了宋明以来脱离社会实际的理学，诚如梁启超所说：“自炎武此说出，而此学阀之神圣，忽为革命军所粉碎，此实四五百年来思想界之一大解放也。”（《清代学术概论》）此外，顾炎武还明确指出，所谓“国家”只是一家一姓的王朝，所谓“天下”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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