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启示我们，在新时期坚持唯物史观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要寻找它和中国传统唯物主义萌芽的结合点，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从而更好地坚持唯物史观，实现“坚持—发展—坚持”的螺旋上升。具体来说，传统唯物主义萌芽和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结合点主要表现在以下：

首先，吸收传统唯物主义萌芽的精华，有助于丰富唯物史观的时代内涵。比如传统唯物主义萌芽对“大同”、“小康”的阐述，就可以将之与当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结合起来，促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阶段论和历史发展观。比如，传统唯物主义萌芽有关“礼法兼治”的思想，也能够为我们今天“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鉴。

其次，传统唯物主义萌芽与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社会有着很强的互补性。传统唯物主义萌芽蕴涵着了诸多民族文化的精华，如“制天命而用之”，“一阴一阳谓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向往“大同”社会，等等。通过学习和弘扬这些民族文化的精华，有助于我们更加自觉地接受和信仰唯物史观。此外，传统唯物主义萌芽高度重视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具有朴素的理性主义精神，形成了广大深厚的无神论传统，使得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成功地抵御了各种外来宗教的侵袭，这在今天可以协同唯物史观有效地破除迷信和反对邪教。

第三，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全盘西化”思潮的历史进程中，吸收传统唯物主义萌芽的精华，有助于增强唯物史观的战斗力。这方面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任务就是，要特别注意总结过去一百多年唯物史观在中国和各种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的斗争史，以建设新时期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总之，在新时期唯物史观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是，正如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说的那样，“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26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也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过的：“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82页，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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