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梁启超在理论上的创树相映衬，同样精通公羊学的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则以通史编纂的实践宣传了进化论。这部书是中国近代“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10月第二卷），“第一次以进化发展观点为指导，提出了一套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自成体系的学说”（陈其泰著《清代公羊学》，340页），同时，全书所采用的章节体裁，也成了“新世纪史学家编写史书的主要体裁”（吴怀祺语，《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叙录》，3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总之，这一由梁启超和夏曾佑所开启的“新史学”思潮，“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顾颉刚著《当代中国史学·引论》），影响所及直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三）接受和运用唯物史观时期

唯物史观的传入、学习和运用是20世纪历史认识的伟大进步。唯物史观相对于进化论来说，是更高层次上的历史理论，它承认进化史观，又超越了进化史观，唯物史观第一次使先进的中国人真正看到了中华崛起的美好未来。

十九世纪末以来，唯物史观开始了在中国的早期传播，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它更是在中国迅猛传播开来。李大钊就是在中国社会初步确立唯物史观的杰出代表。1919年5月，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特别强调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部分之间“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在中国史学上，“这是第一次极明确地阐述唯物史观的内容与价值，因而在史学发展历程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史学走向科学化道路的开端”（瞿林东语，《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叙录》，122页）。在此基础上，1920年李大钊提出了改作中国旧历史的主张：“根据新史观、新史料，把旧历史一一改作，是现代史学者的责任。”（《史观》，《李大钊文集》，268页，人民出版社，1984）1924年5月，李大钊出版了《史学要论》一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史学思想，第一次从理论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了道路。

至今，李大钊等史家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走过了三代人。（参见戴逸《<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总序》，《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叙录》,10～25页）与过去一切历史观根本不同的是，其一，唯物史观认为历史进步取决于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其二，唯物史观认为历史发展是受客观规律制约的，我们不仅能够认识世界，还能改造世界；其三，唯物史观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前进的原动力。这是唯物史观的三个基本特征，也是它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的内在原因。一百多年来，唯物史观不仅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深刻地改变和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三、关于新时期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思考

回顾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叶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和初步确立的艰难历程，自然让人想到——为什么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能够最终战胜其它一切思潮流派，成为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和“再造中国”的理论武器？

我们认为，传统历史观当中的唯物主义萌芽是唯物史观被近代中国社会所接受的重要思想文化条件。唯物史观与传统的唯物主义萌芽有相互契合的地方，先进的中国人很容易借助这一传统历史观当中的积极方面，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赋予其具有中国特色的形式和解释。比如，郭沫若就曾经承认他是借助传统历史观的“大同”说，才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的。在《马克思进文庙》一文中，他指出孔子和马克思两者之间的“出发点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学说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不谋而合”，“王道的国家主义，与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并不矛盾”。（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上，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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