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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赵执信诗论—兼谈赵执信对王士旗的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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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0 11:08: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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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论争 诗史契机 诗歌本质 诗歌表现形式
论文摘要：赵执信对王士稹的批评，历来看法不一。王士稹诗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时代要求和统治需要，但自身也存在不足。赵执信对王士稹批评的本质在于对诗歌本质的认识上，赵执信针对王士稹诗歌及其诗论缺真的现象，非常重视对诗歌本质——“真”的认识，指出了诗之“道”的内在因子；针对当时王士稹诗论造成的负面影响，即诗坛形式主义、宗派主义风气的产生，又重视诗歌的表现形式，主张诗歌风格的多样化。从而表达了自己对诗歌的认识。
赵执信(1662—1744)，字伸符，号秋谷，晚号饴山老人，山东益都(今淄博)人。在诗史上以对王士稹的批评而著名，对此，历来看法不一：有为赵执信申辩的：“相传(赵执信)所著《谈龙录》痛诋阮亭，余索观之，亦无甚抵牾。”Il有批评赵执信的：“(赵执信)生平与阮亭不睦，至作《谈龙录》以诮之。然集矢阮亭，而于海虞二冯服膺推崇，竟欲铸金以事，癖同嗜痂，令人莫解。岂以二冯持论偏刻，巧于苛议前哲，轻于诋訾时流，天性相近，故易于契合耶!”“(赵执信)以此才訾警当代人物，直谓‘蜉蝣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也。”『3有调停二者的：“王以神韵缥缈为宗，赵以思路剿刻为主。王之规模阔于赵，而流弊伤于肤廓；赵之才力锐于王，而末流病于纤小。使两家互救其短，乃可以各见所长，正不必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也。”f4】】。对于赵执信对王士稹的批评，应该从二者产生的诗史契机，及二者诗论的本质出发，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而不应从个人喜好出发，以偏赅全，甚至进行人身攻击。
“神韵”说的出现有其诗史契机，《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中有一段话很值得重视：平心而论，当我朝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李之肤廓，钟谭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竞尚宋元。即而宋诗质直，流为有韵之语录；元诗缛艳，流为对句之小词。于是，士稹等以清新俊逸之才，范水模山，披风抹月，倡天下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说，天下遂翕然应之。[41
该段关于清初诗风的评论未必尽符诗史。如遗民诗人就有感于亡国之痛，以诗歌来抒发一己之悲，情感真挚，非为“有韵之语录”，“对句之小词”也。当然，论者也看到了清初诗坛矫枉过正之弊。但是，该段论述提供了一条线索：即王士稹“神韵”说的提出有其自觉的艺术追求。王士稹是非常清楚诗歌因变中的得与失的，因此提出了新的诗歌审美标准，以期为纷乱的诗坛树立一个新的模范。其“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神韵”说确有别于七子的“肤廓”、竟陵的“纤仄”，给诗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克服了审美疲劳，深得大众拥护，王士稹遂成诗坛盟主：“诗格风流，吐辞修洁，倡为神韵之说，声气复足以张之，遂至名盛一时。洎乎晚岁，篇章愈富，名位愈高，海内能诗者，几无不出其门下。主持风雅，近五十年。”fsj王士稹“神韵”说的提出既是诗歌艺术上的一次自觉拨正，更是特定时代背景下与政治的契合，至康熙中后期，易代之际的残酷斗争渐趋消竭，清统治者正在加强“文治”，文化上的怀柔政策是消解汉族知识分子“夷夏之防”的一把利剑，因此，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王士稹之“神韵”说的出现确有其必要性。对此，陈维崧《迦陵文集》卷一《王阮亭诗集序》中的话颇中肯綮：
五六十年以来，先民之比兴尽矣!幻渺者调既杂于商角，而亢戾者声直中夫捭铎，淫哇噍杀，弹之而不成声……新城王阮亭先生，性情柔淡，披服典茂。其为诗歌也，温而能丽，娴雅而多则。览其义者，冲融懿美，如在成周极盛之时焉……阮亭先生既振兴诗教于上，而变风变雅之音渐以不作。读是集也，为我告采风者日：劳苦诸父老，天下且太平。诗其先告我矣。[61
清初的五六十年内，天下渐趋太平，遗民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因此，“先民之比兴尽矣”也是必然的。阮亭“性情柔淡”的个性，“温而能丽”的诗歌确实能符合清统治者的要求，而且其终的效果也使“变风变雅之音不作”。因此，可以说，王士稹及其“神韵”说是诗人自觉的审美追求与特定的政治要求相契合产生的，有其特定的诗史契机!
虽然“神韵”说轰动一时，但是每个人具体的身世、个性又在努力抵抗着“神韵”说的一统天下，因此出现与“神韵”说不和谐的现象是诗史的必然，也是诗歌取得长足进步的动力!正如“神韵”说取代前人而崛起一样，“神韵”说自身的不足决定了必有其他之说进行矫正[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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