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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历史学的性质—从史学与文学比较的角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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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1-26 11:57: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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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学派的开创者之一布洛赫曾发出断言:“在我们的艺术，在不朽的文学名著中，都激荡着历史的回声”。这就是说，历史“进人”了文学。由此，产生了“历史文学”这一特殊的文学类型。在反映现实上，历史文学的价值可能是难以估量的。恩格斯曾在一封信中说，他从《人间喜剧》中学到的东西甚至比他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李到的东西还要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恩格斯会认为巴尔扎克所叙述的表层故事为历史所实有，而应该是指巴尔扎克之作所象征的史实是真实的。顺着这一思路，可以认为，优秀的历史文学，其历史真实性往往高于普通的历史著作。
那么，以历史为对象的史学与文学是何种关系呢?
一方面，文学与史学共享一些相同的再现与表现手段。中国自古以来“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表征着二者在历史上有不解之缘。如果把历史视为由权力支撑的“话语”，文本作为话语的产物，可以发现历史学与文学的一个相同点，就是它们都不免借助于人的想象。对于历史写作而言，想象对历史的建构未免就是不真实的。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在谈到如何写作历史时，尽管主张将“想象”限制在所发现的史料上，以免损害其真实性，但还是肯定了想象对历史写作的意义所在:“一个完美的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叙述既生动又感人。后来，20世纪符号学的代表人物巴特对历史学中想象的强调更进一步了，指出:“历史的话语，不按内容只按结构来看，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或更准确些说，是想象的产物。
对于文学写作而言，想象就显得更为重要，甚至于更为根本。在现代，基于符号学、信息学的观点及对文学本体的分析，有人认为写作是作者“内省的符号化过程，亦即指示自身的一种信息”。这种内省，更凸显了想象对写作的意义。
另一方面，遵循黑格尔不仅要认识事物“异中之同”，更要认识“同中之异”的要求，我们看到，尽管文学与史学共用一些基本的表现手段，但二者仍有原则性差别。它们都既可指向一种写作活动，也会产生一种活动的成果:文本，所以可从两个层面剖析这种差别。
首先，从写作看，史学与文学遵循的逻辑明显不同。历史写作是从“特殊”到“一般”。这种逻辑的含义在于:对历史中普遍的东西，所谓本质、规律等等原理性的知识，是在总结特殊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后才被发现的。按照现代历史解释学的观点，史家的思考角度、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等构成“前理解”的东西、背景性的东西，会对他认识历史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怀特把同一史实纳人不同的布局中，明显是受文学叙事模式的影响。但是，这些因素并不能称为这里所说的“一般”。这是因为，历史学家在对其处理的历史资料进行叙述之前.的确如怀特所认为的那样.必须在心中预先形成一种叙事情节和修辞结构，用这种结构去梳理组合纷繁复杂的事实，这就是所谓“诗性预构”。但是，“诗性预构”是一种写作中的行为，并不是历史中的基础事实，更非历史自身的本质与规律(“一般”)。
与史学不同，文学写作是从“一般”到“特殊”。即写作者先有一个普遍模式、一般观念，如某种善恶观念，爱情观念、人与自然观念等等，然后再随机地赋予一定文学形式，如诗歌、小说、戏剧等。它遵循的是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对文学写作而言，难点并不在于形成某种观念，因为一般人都可能随机产生某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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