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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知识的复制——古代传抄活动对知识传播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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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04-01 12:07: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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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二、传抄活动发展的动力
封建社会“三不朽”的思想是驱使传抄活动发展的重要动力。自秦汉至明清，官府、私人的书籍传抄活动生生不息乃至蓬勃发展，有其重要的思想基础，即封建社会“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历代官府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编纂卷帆浩繁的书籍，其根本目的是传播统治者的思想，历代的正史中，核心的内容之一就是记录统治者的“立德”、“立功”、“立言”之事迹。通过这些书籍的编纂和传播也为封建社会建立了“三不朽”的标准，推动士子们前赴后继地为这个“崇高”理想而努力。《春秋左传注疏》记载:“鲁有先大夫曰减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而“三不朽”中，“立言”尤为重要，因为“古之不朽有三，立德立功立言。然德有厚薄，功有浅深，未必并行而俱远也。而能使千载之下闻而知之者，犹若见而知之是，岂非立言?君子之力哉!故夫子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另外，对于统治者来讲，“立言”的重要性还在于“为往圣继绝学”。历代封建统治者为抬升自己的“正统性”，无不通过“立言”标榜自己统治思想是“为往圣继绝学”，而立言的重要途径就是组织编纂、传抄大量的典籍，从而建立以儒家经典及相关阐释为代表的统治思想理论体系。从历代正史的编撰也可以窥见这种一脉相承的思想，唐代以后按照经、史、子、集分类方法来划分文献，其中经、史是儒学经典和正史，而子、集则是先秦以来诸子百家及个人编纂、著述的著作，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统治者和个人在三不朽方面的追求。
自汉至明清，历代政府组织的抄书活动不可胜数，仅举几个典型的案例，如前所述，汉代的大规模抄书活动，南北朝时期的大量抄写佛经活动;宋仁宗嘉佑年间，一次抄书一万六千余卷;而《永乐大典》的抄写仅抄书手就有二千六百六十九人;《四库全书》著录图书三千四百余种，七万九千多卷，其中子、集分别为一万七千多卷和两万六千多卷，占总书的总卷数的近百分之六十，为了完成抄写工作，先后选拔三千八百二十六人，每人每年要抄写三十余万字。历代民间薪火相传的私人抄书、藏书活动，在完成自身学习、教育目的之外，通过编撰自己的著作，也实现了“立言”的追求。“三不朽”的精神追求，推动着政府、个人传抄活动的蓬勃发展。
基于宗教信仰的“修功业”，是传抄活动尤其是佛教、道教经籍传抄活动的动力之源。(东汉至隋唐)“佛教经典传人中国后，民间流传有抄写佛经能祈福攘祸的说法，形成抄书的风潮。”虔诚的信众为着“修功业”目的，而抄写或请人抄写特定的宗教典籍，以实现“祈福攘灾”的理想。
魏晋南北朝是佛教、道教蓬勃发展的时期，宗教典籍的翻译、传抄、传播则起到了助推佛、道发展的作用。北朝诸帝皆阪依佛门，佛经成为皇家藏书的重要部分。隋文帝时期，抄写佛经13万卷，修治故经400部，“开皇元年，…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隋书·经籍志》中的著录，收道家经典377种，共1216卷;佛教经典1950种，6198卷，佛经总数几乎达到《经籍志》的二分之一，卷数约占六分之一，从这些数量庞大的宗教典籍，也可窥见当时以手工方式传抄的盛况。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形成了以抄经为功德、鼓励信众大量复制经卷的抄经“功德观”，这种信仰的内心动力驱使着某些信众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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