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彼得：为什么学习历史？

　　这个「史实」，或者说过去与未来的通道，正是本文所关心的多个问题的中心。但是史实是一回事，历史又是另一回事。说人是存在时间当中，或者行动涉及前事，又或者具体如「德国」、「共同市场」都载负著与它们自己的过去相关的概念，就是没有道出是哪一类的过去。因此，冷战，只是一个名称，可能是用历史方法重建的一串关联的事件与行动，也可能是政治的、社会的、国家主义的解说式神话。我们总不能逃避某类过去，但可以选择要哪一类的过去。普鲁姆（J. H. Plumb）给我们提供了两类的选择－纯粹的过去和历史。前者「常是一个制造出来的思想观念，有目的的，用以控制个人、激发社会、鼓动阶级」；後者则有著「使人类的故事去掉那些充满虚假幻象的有目的的过去而得到净化」的远景(3)。就是这样，过去支持权力，支配命运，而历史，「以其本质……终止我们的先人用历史之名以说明生活目的的那些简单的，结构的概括性结论」(4)。因此，普鲁姆作出结论，过去的终结已然到来：「深深关切著过去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却帮助摧毁过去－使之不成为一个社会动力、一个人类命运的综合全面说明。」(5)在他而言，历史是破坏性的，但「仍能授人以智慧」，让人从过去看到理智改造环境。只是这个智慧，究竟是实体的资料知识，还是历史研究的规范标准，却没有说清楚，只是指出「历史学者能做的最大贡献是授与所有有文化的人关於社会演变的性质」，但是「由於历史学者会发表不同的意见，便当然地不会有一致的答案。」(6)这样一来，普鲁姆的论说就出现了模棱两可，历史一方面是一个知识标准的、否定为主的工具，另一方面却又是实际智慧的泉源，提供「历史演变的结构」的知识，演示理智在人类成功的故事?所当的角色，从而多少也履行了这个已逝去的过去的一些社会目的(7)。
　　普鲁姆的论说还出现另一个问题，他为逝去的过去所下的讣告是否不大成熟呢？过去是真的已经殒灭或者正在步向死亡吗？他说历史对过去所进行的破坏工作，就像「木柱的蛀虫，外面是很难看到的。」(8)虽然这是真的，但某些特别的过去遭到破坏，不必一定就是过去已到了尽头。克拉克（Kitson-Clark）就比较不那么乐观，比普氏早了两年，他在其著作中认为要警惕： 大量杂乱的不明不确的消息，零碎的资料，幻象缤纷的小说，并不清醒的历史记忆……交织成一个历史联想的网络，亘盖整个人类意识的领域。於是，言辞变符咒，象徵赋具煽动力，八股的泛论滥调出现，佯称可以把人群类分概述，并能据其过去预知他们未来的操守行止(9)。
　就表面看来，这一类的过去－被普鲁姆认为已经因历史而毁誉的－没什么理由不可以也装模作样，为命运提供各样认许和答案。然则，历史就不起作用了吗？过去竟是这样的一支斩而复生的多头海怪？

　　一个诱人的说法是，历史不能把过去根除，却把它无限期的延长，让它赋有一套大半是进化的过程，使它转为一个瞬息多变的园地。

大多数的男女……在意识到他们是无数世纪以来，不断变化的历史发展的一份子……〔而〕这个变化发展的速度过去有增加，现在还在继续增加中，这使得他们有必要知道这个发展过程的性质，过去是什么，现在又是什么，他们需要一个历史方法重建的过去，客观又真确(10)。
　无疑这个转变历史学有它的作用，但自然科学和急促的工业和城市发展带来的社会变化有著起码相等的力量(11)。不管怎样的原因，我们拥有的过去，其久长，其复杂和迷惑，其活力，足可削减置身其中的任何一个维护某种制约或使命的势力。过去仍然由英雄伟人，道德典范和神奇的黄金时期所据，「历史性事件」仍是新闻工作者和评论员所信口乐道。不过，历史性事件这个观念是重要的：因为除了指一时的轰动和提名金氏大全这类俗气的煽情外，它内中另含著历史文献，记录，分析，评度事件的重要性等的概念。原则上过去就是属於历史的范围，尽管「历史表明些什么」的答案很不一定，但历史的推理学问使它作为上诉庭的功能得到承认，即使它的方法程序步骤鲜为人所了解(12)。

　　如果普鲁姆对过去与历史的界别尚是保守，而他为前者写悼文又操之过急的话，奥克肖特（M．Oakeshott）的历史与「实用的过去」又恐怕是过於激进了(13)。他认为我们背弃历史，堕入实用的过去，是在「把过去视为与现在有一个确定的关系」，或者「刻意要肯定一些关於眼前及未来的功利信仰」的时候(14)。这是律师、政界或教士所用的过去。与实用的过去相反的是历史的过去，这里面「没有巅峰、主流、转捩点或者灾难，只有一个事件交缠的世界。」(15)「『历史』里面，没有人因『意外』而夭折；……没有事须经赞许，因为根本没有要达到某种要求的情况的制约；也没有事要遭谴责。」(16)实用的过去，「所发生的，都是被认为能促成後来的事势发展的」；而历史代表了「对过去的事件的兴趣……是独立的，与後来或现在的事件无涉。」(17)必须承认，奥克肖特的分析给历史套上了一个不可想像的束缚，同时又切断了它的根－调查探询而以当前的兴趣或实际问题出发原则上并没有错(18)。不过，奥克肖特的论说值得肯定之处，就是让我们知道一个尽是英雄人物和道德故事的非经历史研究的过去（a lay past），与一个历史的过去（historial past）的区别，两者同时并存，并不是把前者活埋，便有一个历史的过去替代，而是要认识到对过去的处理会继续有著不同的态度方式(19)。

　普鲁姆和奥克肖特二人都是旨在说明没有历史就没有理性的过去。的确，如果历史不存在，过去就只是一个实用的过去，那便很难看得到怎样可以能对过去的概念取得，即使只是原则性的共识，除非在实际生活中已取得一致。（若要达到这个情况，得有一个与目下截然不同的世界。）(20)没有历史，过去就只会为追求功利服务，严重一点说，会使我们与自己的经验分割。既然历史探询就是对过去进行理性的调查，而我们又不能逃避过去，就该尽所能对它掌握最佳的认识(21)。便是这个理由，再问历史有什么用，或者为什么学习历史这类的问题就属多馀了。如果我们对当世的认识绝不是一些「瞬间的」知识，而是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含有一些过去的具体概念，那么，历史的无知便真是个无知了。

二、史料徵实〔Evidence〕

　第一节自始至终，认定历史供备了研究过去的唯一理智的方法，这个认为，部分是建立在史学不断发展的史料概念（以及处理的技术）上的。近年有大量关於史料及其与历史教学重要关系的讨论，我不想在这?谈论与之有关的个别课堂教学法或者教学大纲编排的利弊问题，而是觉得更要紧的，既然一定的史料运用方法使得要对过去作理性的研究成为事实，那么能够掌握使用这些方法就是一个宝贵的收获。不过这些宝贵收获是有其一定限度的。不要以为史料徵实和一般证据的概念会同样的广泛相通，而且史学上徵用史料与自然科学的引证在方法上也不一样。部分是技术的，而技术所以不同则由於有更根本性的差别：要解答的问题类异，因而证据性材料也有质别。这?不能就此详加解释，但很明显，某行动有什么意图，这样的问题，在考察非活动性的物体的属性时是不会出现的；至於追问一份文件档案的涵义或一个社会习尚的意义与参与者的关系，其存在的徵实方面的难题，更非自然科学可匹比。
　　这样指出历史与其他验证类的学问在徵实方面的区别，看来似是自倒门楣，赔上的代价可真高：学会历史的徵实方法，对别门学科竟无移用价值！因为史料运用是从历史学习中得来的，如果历史学习是有价值的，那么学习运用史料徵实自是有价值的，但是後者却不能有历史以外的价值来支持前者！其实不应该把这方面的学问看成这样的局限，从学习运用史料徵实所得的知识肯定不只是拘囿於一个模糊消逝的过去。我们都知道过去与现在不能够割裂，不能够孤立地对其中一个进行理解而对另一个毫无认识。是的，教会儿童徵用史料这个能力或不能导致他们能够实际利用那实用的过去；也恐怕是那些只懂得有功利的过去的人，才会那么轻易地借古喻今求解决眼前问题。有些人更声称儿童需要的是便捷的答案以应付实际难题，不是史学；史学带来的只是书呆子式的学术质疑。如果把这样的见解真的视为教育的一个配方，这就等於否定真理的重要，连带否定所有的认知活动（现代与此相近的教条大概是未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也等於以借用普鲁姆所感慨的那类过去为幸。学习史料徵实的方法，从中更练就「理智的情感」－也就是重事实、讲客观等这些历史研究工作过程须备的要素，正是学习历史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历史学习实在包括的中心内容。

三、定律，教训，概括性结论〔Laws， Lessons， And Generalizations〕
　　过去和现在的关系还涉及历史另一个方面。用历史垂训来肯定历史，恐怕是专业史学家会感到怀疑的，但从事政治的、新闻业的以及许多其他人（也包括一些专业史学者）都有确能从历史中取得教训的想法。「北大西洋协约组织」（Nato）若对前苏联绥靖，如果对城市衰败和种族歧视的问题漠视不理，又或者对矽片（Silicon chips）的生产不作有规划的处理，分别会有什么後果？过去的慕尼黑协定，美国国内的种族冲突，工业革命便是先例。无可置疑，过去-功利的过去，是可以被逼为一个行动方针吹嘘。但是历史的过去可以如此吗？
　历史的教训通常是为支持预测而拟就的某类概括性结论（generalisations）。预测，会是各式警告，例如世界若随目前形势自然发展而不取某一方向的行动的警告；或者会是刻意展示某一行动的可能（甚至「必然」）後果，用作强调这个行动的可取或不可取。是的，自然科学?的预测常常有理论做基础，而这些理论是包含了规律性（regularities）或者一般规律(general laws）的陈述，以及相关的初始条件（initial conditions）的说明的；科学应用到实际问题时也有惊人的成就。这就令人趋慕一个想法：那些被视作历史教训，或者组成历史教训的基础的概括性结论，与那些科学模式的理论是相同的，只是准确稍有不如而已。这种想法是危险的。本文的目的不是探讨史学中一般规律的逻辑功能或者可能性，但这?还是不能不作一些评议(22)。史学?确有累积的概括（summative generalisations），在普通常识的意义上具有解释性，但它们只做成预测的一个很脆弱的基础。如亚根森（Atkinson）指出的：「在知道某一个宗教改革议会竟是以内定议员的方式来排斥异声时所产生的惊诧，会因为发现所有的议会都如此时而减少。」(23)但除非知道他们内定的缘故，否则除了摘录几个事例，是不能有意思地利用概括性结论的(24)。那么，得要再增加些什么吧，全称定律（universal laws）？统计概括（statistical generalizations）？
　　是的，原则上是可能会发现适用於历史的全称定律或者统计概括的，或者历史学者也有必要在提供解释时负一个责任：进一步证实某些适用於那个解释的定律是存在的，即使没有人能把它用公式明白表示(25)。不过，就算是接受了这两个论据（不是毫无为难的），它们对本文讨论的中心问题也不能提供多少导引。首先，真正适用於历史的全称定律的或然率（probability）会是低的，就是说，它们能够正确的机会很少，实在想不到有哪一个例子可以推翻这个说法。其次，说到统计定律，会是较多可以切合事实，但也只是适用於有限的范围-那些可以有大量事件被认作“相同”的，人口统计史（和一些经济史）便是了。奥拉法森曾经辩说：谋求人类社会生活安定有条理的多样常规作业-例如犁田－「一次又一次的重现却没有大的改变」，对它们任何一个的描述，都是在「覆述一个说过无数遍的故事。把这些『描述』」一个一个的接起来，-一个还是独立的，不必申述前事便能明白」(26)。历史的成立，事件一定是「逻辑地累积的」。人们描述事件的方式是（从众多可用的合理描述中）取某些自己有感受的点与面，不管是谁，透过对这些点与面的反应表达他的信仰，期待，意图和目的，「所有这些又意味著会涉及时间上之前或之後的一些事件……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原来的事件负上了一个含义，例如是一个威胁或者是一个机会，这个含意给了这个事件一个方向，迟早要阻碍或者促成其他可能的行动。」於是一个事件引发起一连串事件，?面-个过去了的事件，都是以上述的方式作出相连的反应(27)。属於统计律典型范围的常规重覆（例如在某些肯定条件下-千人中的出生数字）是不会有这个「逻辑地累积」的特徵的。因此，现时在史学上找得到的那些统计律，大多是局限在某些特定类别的历史分析。何况，长远来说，反覆出现的常规也会产生变化（像土壤侵蚀，或者人口激增），须得有在这等确立了的常规知识以外的分析活动：正是这等的变化使得统计律很难跨越特定的时间和地域而确立。本文不是在说这等定律无人问津，或者历史解释?从没有以这类定律作假设前提（presupposition），而是甚少能支持预言。如果统计律?面想不出哪一条可教人冒险孤注一掷的，要在全称定律中找得到就更难了。
　　这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像物理学没有关於汽车引擎的冷却器破裂的定律，用以解释某一个冷却器的破裂，有的只是温度和体积与液压变化的关系的定律，历史也不能期望有关於帝皇被推翻或者外交书记的行动等定律。另一方面，历史不像物理，还没有适当的抽象概念系列。即使制造出这样的概念体系，用在历史的时候是会有严重问题的，这是因为很多历史事件是逆参照的，是「逻辑地累积的」（奥拉法森之语）。关於一些事件之被有些人等取用及理解的这样的概念架构是属於日常实用性的，涉及了行事的理由。这?就用大卫森（Davidson）提出的一些要点来阐明其意义(28)。

　大卫森认为，因果说明须得有定律，定律之义是稀松的，所谓「A导致B」「必要一个因果定律存在，这个因果定律乃是由一些A和B的真确描述为实例表示的」，我们无　知道有关的预测定律也可以给可靠的解释，更何况

　　「玻璃窗是易碎的，易碎的东西，在其它恰当条件都具备下给以适力撞击便会破裂」，像这样一个概括性结论大约不算是预测性的定律。预测性定律，假如有的话，会是定量的，也会用很不同的概念。像我们关於行为的那些概括结论，有一个很不同的功能：它要为处理中的个案有因果律的存在提供证据(29)。
　　根据这个说明，历史是可以是具解释性而不必作预测性的，这在人类行为有关的情况尤其如是。假如我们想解释一个行动(只是日常一般的描述)，我们并不　要(也不能够有)一个定律，说凡事相信如此这般，想这样那样的人就会作某一方式的行动。只知道，这行动（在一些真确的描述下）以具体事例说明一些因果律-因此行动的种种理由就是「推理的原因」。但是作推理解释时必须用到的那些概念，这些因果律是不用与之打交道的（即引证徵实、充分理由相信…等等观念）。这等因果律，如果我们知道的话，其　要的概念「可能竟是神经学、化学或者物理学的」(30)，用上这类概念性架构的定律，要应付被理解为理由的事件，是完全不能的，更别说史学?经常出现的那种要把理由「逆参照」的描述形式。一个回避理由的概念性架构，自然也会回避这些逆参照的理由，於是也无法说明过去与现在的一个最重要的关系。如果奥拉法森所言正确，这些定律只会使得历史研究的许多方面无法进行了。
　　本来这方面的议论还有许多(31)，不过，与本文有关的要点是，在探讨理由与原因的关系这方面，无论这个分析是如何讲得通，也难声称可以得出与人的行动有关的全称定律来用作注释行动。历史?甚少（倘若有的话）全称定律能担起预测的重任，也许（将来）能有这样的定律，这意味著出现一个新的抽象的概念性架构，但代价是我们再不能够以理由解释理由，以行动解释行动。
　　如果历史没有定律给我们作为预测的根据，那么，它能否提供一些什么，让我们可以掌握未来？首先可注意的是，普通常识和自然科学方面，是可以不用定律而进行慎重的、有限制的预测的（亨普尔本人对这一点也作有限度的认同）(32) ，一旦接受了不依赖一般定律仍可对未来下一些归纳性的判断这个可能，那么原则上以历史知识为基础的预测就并非不许可了(33)，只是要认识到，所有的预测都是有条件性的（特别在史学其它的事都拒绝保持同一个模样，而是要变化的）；同时，历史研究的目的不是要为预测提供根据，Marxist但说历史知识有时可以容许做一点预测是无碍的。(34)其次，（不必援引一般规律）一个事件的解释对其他事件也常有提示的作用。A被引述为B的解释，若要推翻在另一个事件?所用的同样的解释，那　要说出两个事件所以不同之处。这并不是说「只要是A，便B」，或者「除非A，才会B」，而只是「在解释某一个事件的那段『因为如此』的说明中，其中夹有些属於一般性的表述，是以对别的事件也有参照意义」(35)。附於概念的逻辑性後果，可以（为了某些目的）看作类似事件的假设前提。如果我们说苏联进兵捷克是因其利益受到威胁，那么要推翻在明显类似的情况下同样的解释，就得指出所以不同之处。大国要维护其重要利益这个预设是笼统的，是「纯粹」提示参考性的，但也不是空洞的老生常谈或全然表面的东西，因为附在事件?的它（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提示了会是些什么重要利益。即使如此，倘若情况有异，其他大国换了，或者大国一时没意识到那些他们原来关心的利益，又或有不愿的顾虑－总之例子举之不尽－这个假设前提便会无效－(36)。所以，其合用性是常受质疑的，因为什么算作「相同」，那要看怎样判断，以什么为著眼点才是中肯。波兰的事态要发展到什么程度，便会出现苏联以「 <BR>利害攸关」而干预？在历史研究?所选用的一组概念，内中的一点概括，是记录著一个历史学家的（通常是一个）判断，也显示了他会是参看什么别的事例，并非表示他在引用一条独立或预先建立的定律。因为这个缘故，如果我们选择把这个含蓄的概括看作是为其他事件供应成套预设的话，那就要意识到我们其实是在与探索法打交道，是导引我们注意某个境遇的其中一些相信是重要的成份。这些假设前提，愈是明显，正规和近於定律，能够原式不变地适用於新境况的可能就愈少。就此亚根森以趣味的准则做类比：「这些准则，不过是初学者的拐杖，或者受到误导的课本出版人所用的材料，最多也只能是让人看到，在典范著述中有著某些题材内容，是可用作比较和对照的；所谓准则便是以这样的比较对照为基础。」(37)。从用於解释的概念中得来的假设前提，以及一点点含蓄的概括，在史著?很少会以明白陈述出现，但要排除其他预测的时候就多会表露；最常见还是在学校教科书和教师授课时的对话中，或者通俗的史籍(38)。这就值得重视了：「初学者的拐杖」未免有点过於轻蔑－对学习历史的人来说，提示式的概括性结论是有用的，只要认识到它们并不是历史研究的精华或正式的「结论」，关键不在引用而在对它们深入理解。

　　许多这些假设前提和含蓄的概括与德雷（Dray）的「行动律」狻相近。泰勒（H. Taylor）为军事顾问注释他那「猜疑是大国之间的正常关系」的概括性结论，便用了一个行动计划律：「备战始终是陆军上将，海军上将，空军中将的工作，只有在面临一个敌对者的时候，他们才能有的而发地进行备战，如果看不出一个分明的敌对者，就要判别哪一些不可能是敌对者。」(39)。就像一个学生追问关於法国和荷兰在马尔伯勒的布莱尼姆战役的顾虑，教师的答案是「那些将军除非认定自己会取胜，否则不会出战。」这个解释是错误的，但当作理解那个时期的一个行动律，以当时专业军队的训练和补给是那样昂贵，战争又不全面，它可以提醒我们注意什么大有可能是军事方面的重要前提。授课时则可以用来表明大部分的将军多会怎样表现，而马尔伯勒又怎样的不同。在个别事件是可以为行动律辩护的，不必说成是毫无意义。

　　如果容许这样一个简单的区分，可以说历史不是一个实践的活动（换言之，是一个认知的活动），但它又跟实践的活动一样，它制造大量的知识，任何读历史的人都可以求取，不过这些知识没有用一个推演架构加以规格化和说明。因为它没有被规格化，便不能在实例?引用而只能在研究个案中运用(40)。历史知识可以看作是间接的经验：它指向什么是可以预期的，与此同时，又明确显示预期的跟实在发生的很少会完全一样。它就一系列可能性提供了一些概念，又开启了对这些概念反思的机会。
　　一个人对或然律的知觉，是受历史经验影响的，选择某些自己认为最有可能发生的事物，是因为相信它们曾经发生过；选择某些最有可能获考虑的动机，因为以自己所知有人曾经作过这样的考虑。既是如此，人们不论男女都应该要意识到自己的想法会受什么可能的影响，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对那些影响发挥一点自主(41)。

　　知道什么是影响自己的信仰，是控制那些影响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何况对随机的可能的感觉不足以成为可以做得到的标准，如果把这类的经验机械性地应用於未来，後果可以是不堪设想的。

　　间接的经验会在第四节讨论，历史还有一个方面有助我们掌握未来的，就是在第一节即已提及的意图和史实。所有政治行动，制度变动或发展、经济操纵或制约，都取鉴於对当前形势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又包含著一些历史经验。政策方面尤其如此，是必要作时间上的延伸的。就像工党的欧洲共同市场政策，就离不开对英国过去的遭遇和反应以及一直以来共同市场的表现等的理解，当前的环境形势就是「以过去是这样的来注释的」(42)。再如希特勒的外交政策，或者「绥靖」政策也一样。概言之，所有习尚传统都牵涉共识，虽然这些传统习惯是可以用一般原则的形式说明，再加演绎，务使其合用於当前的状况……，但这个形式是否跟当时人所理解的一样是令人怀疑的，让这个传统习惯保持其细致具体的样貌，以解释当时社会的表现和沧桑才是更可靠的(43)。
　就未来行动是一个政策（或传统习惯）的延续而言，历史知识提示了什么步骤会算作这个政策的一部分，便可以为未来提供一点见识。历史知识不是认同那些政策或传统习惯所解释信奉的过去，而是建立理解和评价它们的可能。
　　再者，既然行动往往是当事人在对一个境遇有一定的看法下采取的，知道那个境遇的历史成因（逆参照）自会有助评估下一步会有什么可能行动。例如泰勒对一批普通听众强调一段过去，是他相信座中听众不大知晓的： 其实自十九世纪初，俄罗斯被一或多个欧洲国家侵略达五次之多，计有1812年的拿破仑，1856年的英国与法国，1914-1917年的德国，1919年的英法两国，1941年的德国。俄罗斯从没有侵略欧洲，除了以可以说是解放者的身份回应征服者(44)。

　很明显地，如果接受泰勒的论断，对苏联後来的表现的看法，就会与那些用较多讥刺的态度分析苏联历史者不同。不同，不是因为我们都有权认定苏联常会重覆她过去的表现，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对苏联执政者决策态度的理解改变了。总之，这?所反映的是，要明白苏联现在的表现，有较大希望察看到她的下一步行动，就必须涉及一些历史知识。而历史知识是会把对过去的某一些观感排斥於外的，因而会影响我们对未来的构思－什么是可能的，什么属必要的(45)。说历史之抓著未来，不是指估量什么是最有可能要降临我们身上，而是使我们在决定如何行动时有一些考虑的基础。还有，既然意图与最後达成的常会有违，那么，不管历史人物想著些什么，历史知识也自可以指示哪?可以看到一些什么是已经与事件有牵连的。
<P>　　历史是研究过去，不是未来，但一些关於所研究的那个过去的知识可让我们掌握未来（不管掌握的程度是如何些微）。我们也不要以为把历史变成一些类似科学的预言便能加强对未来的掌握，只有让它保持真貌才可以发挥优秀的贡献(46)。这?也不是坚称史学家和读历史的人较之其他不读史学者更能面对未来，因为决定未来，除历史知识外，还有许多其他东西。这?强调的是一个人有历史知识，比没有历史知识要处於较好的位置，这不是与其他人比较，而是与他自己来比较。

四、间接的经验（Vicarious Experience）
　史学提供的是间接的经验，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所指的「经验」是很个人的（但不是「纯然主观」），是随著体验的增加而累积的。其中心得不一定能编集成文，不会产生行动的公式，更别说配方。与此相同的是艺术和手工艺，或者实用的综合技术(47)。一个擅长某项技艺的人，会为如何能把自己的心得说得清楚感到为难，甚至只是一般原则也不一定容易；或者，他就是做到了，却感受得到自己所言对於那些求知者来说则由於缺乏阅历体验而不适用。一个资深教师，较之一个经验尚浅的，前者会看到许多後者忽略的东西，也更能体会自己所面对的境况。一个海员能观测得到气象的变化但说不清自己怎样可以知道，这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只是牵涉了好些东西：有正确的概念、认识情况、懂得原理的同时，看出在什么环境下适用，还能察觉到一些抵消趋向…等等。只要有时间、练习、耐性以及多方面的经验，大多数的人都会掌握得到。但是，如果缺乏经验，那就算是创立一些能够很有条理地陈述的通则，也不会有作用，这些通则是不能机械地应用的。
　　由历史而得到的经验是间接性的：很明显是第二手的。阅读（或研究）不同的生活模式并不就是生活於其中，了解一些外交协商的发展也不是在参与外交活动。但是，为什么某些人有如此行动，为什么某项外交活动会循这样的路线发展，在理解的过程中，会扩大了个人对不同处境的认知范围和能力，因而也能有所准备的面对更多不同的处境。本来，按照第三节的讨论，现在提出「认知处境」，「有所准备」就好像是些高调儿。不过，这说的认识与准备，并不是一个配方，或者引用一条公式，而是要去了解历史?的个人（社会、国家、政党、制度），仍然关系著我们的，有传统习尚和政策供逆参照的；要去理解不同的价值体系和信仰方式，并且在什么样的物质条件下树立的(48)；是要知道历来人们用以取决行动，建立社会秩序的那些多种多样、无尽的方式；要认识「在-个人事活动、关系和制度，偶然因素－意外、巧合或者其它难以预见的发展－的重要」(49)。这些间接的经验对实际事务有的只是间接性的「用处」－开启我们对事物的新看法（是以进而为可能的新行动），而不是规定要有的行动。
　　这一类经验其中若欠缺虚心开明的素质就会意义尽失。历史本身不能保证这种素质，而是在进行历史研究学习的过程中结合的。历史理解既然要求了解理由以及从另一角度看事物的能力，便意味了人做事是有理由的，因此有最起码的理性的原则（理性之义，是相对於非理性而言，并不是与无理性对照）。这样一来，对於「通过历史学习培养容忍」这个人们多不以为然的提法，是可以作出一些肯定了。历史提供的这个「容忍」不是一种暧昧的同情和恕囿，仅仅本著普通的人性论和概括性相对主义去宽恕一切；而是为著理解的目的，对那些未必得到接受（更不要说共用共享）的信仰和价值观，表现出乐意考虑和探讨的意愿和能力。(50)不论是行事或目的，对它们的理解，并不代表是接受，更不是拒予批评。真正的历史的容忍必须是资料详实可靠又有批判性的。这?实不宜作太多的要求，因为我们不晓得各种历史教学方法分别有什么特别的效果作用，也不知道要练就这种历史的理解和容忍，　要什么实在的学习内容(51)。总之，在历史学习?找得到的间接性的经验是启迪性的，它拓展我们对「人」的概念，让我们看到其所为、所思、所在及改变之道，更直接地供给我们大量的具体范例，有个人理想，有可能的生活路向。人们对生活有不同的看法（积极的、遁世的、实际的……等等），也会追求不同的生活目标（权力、学问、财富……等等），投身不同的人生角色（科学家、军人……等等），接受不同的生活方式（严谨的、旷达的、浪漫的）。就是说人生有这些的选择，如何决定，历史提供了一些具体的基础。历史也提示了一些可能范例，是当世见不到的，或者不受注意的，或者结果还未明朗的。这些对少年学生来说尤其重要，因为他们耳濡目染的，都是一些以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商业兴趣出发，为相当狭隘的政治见解左右的个人理想(52) 。
　所有上述的足资借鉴的间接经验，想像是关键，既是构成因素，也是一些还待自我发展的东西（关於历史的想像这个主题有另文详细讨论，这只提及一两点与本文相关的。）。历史研究　要配列不同的情节，从中探讨和想像一些可能性，这会要求两大类型的想像：作为历史理解的一部分，想像不同类别的生活、不同的信仰和价值观，这是历史想像重要的一面，近乎推测(53)。同时，在评价重要性或找出属於必要条件的原因的时候，就要想像其他可能的行动、事件和结果，这些事件虽然只是假想，却不是任意的幻想(54)。

　　历史学习中取得的借镜式的经验能激发想像，充实求学者关於人的概念，也是对自己的现在与未来增加认识。这一点，也是文中论及的-一点，都是认为一个人学习了一些历史知识（包括实义的和程序式的），要比没有学习过的他，在面对世界物事时有较强的装备。这可不是说，有历史知识的人便赛过没有历史知识的人，自然而然成为一个更出色的政治家、工业家、市民或教师。这样一作谦谨的补充，又似在自倒门楣，让反对的人抓著有用与否这个话题乘虚而入了：有一些历史知识总比没有的好，不过受教育的时间是有限的（这不仅是指学校教育而言），历史科凭什么和其他学科争夺时间？它分明是不如数理科有用嘛！这种见解对什么是有用这个概念未免流於粗浅。有用常常是与内在本质价值相提并论，这本无不可，只是要充实一个人的世界观这东西并不完全落入其中一类。与此同时，若把能导致这样的充实的一件学习活动，只因其不能按科技的模式应用於一个特定的目的，便说成是没有用的，这未免教人失笑了。我们总是容易忘记科学的最大成就正是这类博大的非科技性的事物，像这样的活动，不论是本质的或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有价值的。当然，一些狭义的有用的东西（像手段），会切合很多的目的，因此它的有用就得到人们广泛的认同（即使人们各自持有的目的很不协调）。另一方面，人们有很不同的目的，这是可以肯定的，所以也就很难在不属於科技的意识上谈什么是有价值，但其终一定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不然任何作为手段的东西也说不上有用。本文的目的就是表明史学就是有这样非科技的价值。

第一节注释：

 <BR>1. “克拉克（Kitson-Clark，G．）照例是抓著了事情的重心：「德国、天主教和犹太这三个词儿分别是一个国家、宗教和种族，出现在当世可见可闻的物事中，人们对他们有反应，就会被认为是基於他们现在的形象，其实，人们的反应大部分是受历史的记忆，或者总之是历史容许我们见到的德国人、天主教徒和犹太人的那些看来流露了他们的本性的行事所影响的。」（见克拉克The Critical Historia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67版，第6页） <BR>有两点要说的：第一，不很触目的事例也同样地重要；第二，克拉克以为人们评看事物不以现状为据而流露的轻微的诧异恐怕是不大合理的。整个要点是只要我们能够说「历史存在的东西」，它们就不会是一集一集不干连的当世的片断，而是存在於时间的事物，载著过去的习惯、信仰、律例、政策和延续的人际关系。就算出现了与过去一个大的决裂（例如1945年德国在制度、风纪、政治思想方面遭受了「突然」的转变），仍然是逃避不了过去。因为还要问这个决裂有多深？决裂到底又指些什么？若问「何谓当代德国」，答案是不可能全没有谘询过去的，因为就算所有的德国人都就这个问题给社会科学者和政治科学者填交了一份问卷，他们-个人的答案?都会含有过去。「过去、现在与未来组成了一个谘询园地…，在这个园地?，现在之首要性只是非常有限的…照海德格（Heidegger）的说法，便是『人类生命的延展』」（奥拉法森Olafason，F. A., The Dialectic of Ac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版，第97页）。 <BR>2. 奥拉法森（Olafason），同上书，第94及150页。 <BR>3. 普鲁姆（Plumb, J. H.）,The Death of the Past ’ Macmillan’ 1969版，第17页。 <BR>4. 同上书，第14页。 <BR>5. 同上书，第136页。普鲁姆本没有让史学独占功劳，见第14页。 <BR>6. 同上书，第142-3页。 <BR>7. 同上书，第144页。 <BR>8. 同上书，第123页。 <BR>9. 克拉克，前引书，第7页。克拉克相信这个过去的基础是「课堂?得来的混浠的记忆」，「从政的人的反覆声明」，「报章论战留下的模糊印象」，「零散的特殊资料、个人经验或道听涂说」，「历史小说和电影中清楚看到的情节和人物」。 <BR>10. 普鲁姆，前引书，第16页。 <BR>11. 参阅Toulmin, S. 和Goodfield, J., The Discovery of Time, Hutchinson, 1965版。 <BR>12. 「历史法庭」这个概念横跨一列历史和过去的概念，里面的历史学者以法官和「饶舌者」（Bierce之语）的性质进行褒贬。基本上它属於「实用的过去」（参阅第七页），但认识到历史学者运用史料徵实的时候是依据一定的也算得上一致的步骤，便也承认历史是一门推理的学问，对所关心的过去是要进行调查研究，而历史学者是要让自己的结论接受批评的。 <BR>13. 虽然The death of the past一书存著一些问题矛盾，仍是目下关於史学及其发展方面，超越辉格史学（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ography）那类诠释的一本为数不多的著作。巴特非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的「人论其过去」一书（Man on his Pa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版）就正是沾染了这样的一种解释，把历史研究的历史看成是争相解答现代疑难，只有用现代批判法才会成功达到目的，至於别的兴趣和关心，就流露了不屑的倾向，把它们视为粗糙，甚或低劣的史学。海斯（Denys Hays）的「编年史作者与历史学家」（Annalists and Historians Menthuen， 1977版）一书中也找到类似的观点。普鲁姆则作过一、两次并不独特的评语（例如他对主教的长期供职的辩论所作的评论-见122页），但总的来说他采取了一个不那么狭窄的态度，既编写批判历史的发展图，也研究存在的各种不同的过去的概念。当然，一个理性的史学概念的发展说明是可以存有一种正统的观念，柯林鸟（Collingwood）在他的「历史的理念」（The idea of history）一书中便为该怎样做提供了一个未完的略图。但这样的一个说明本是不断探索试验各种假设前提的写照，既是哲学的也是史学的。关於我们理解过去这门学问的发展史，其情况就如三十年前的科学发展史一样，而科学的发展史已经走出了只为一种流行的自然世界的概念，提供流水账式的资料这种状况，开始也阐明其他概念的历史源起和理论基础。历史学这门关於过去的学问正在等待类似的处理。 <BR>14. 奥克肖特（Oakeshott, M.）,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版，105页。 <BR>15. 德雷（Dray, W. H.）‘Michael Oakeshott’s theory of history’见於Parekh, B. C.和King, P. T. （合编）的Politics and Exper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版，第32页。 <BR>16. 奥克肖特，’The activity of being an historian’载於其著作Rationalism and Politics ‘ Methuen’ 1962版，第148页。 <BR>17. 前引书，第153及155页。 <BR>18. 这所提的不可想像的束缚，在奥克肖特把实用的过去与历史的过去相提并论时，便自然存在他对功利的引伸的意思?，很难理解为什么（像）对凡尔赛和约作历史的处理便不得提它与德国「後来的事件」的关联，就是第一印象已强烈显示有充份理由把这种处理，与那些仅仅是为了替摧毁威玛共和国辩护而展示这条和约，或者只是研究那些认为是属於当世某些事物的开端的区别开来。有关奥克肖特历史观点的讨论，可参看德雷的文章（前引书）以及同一书中沃尔什（Walsh, W. H.）的文章「实用的和历史的过去」（’The practical and historical past’）。 <BR>19. 这里并非用「对过去的处理有著不同的态度方式」，来暗示不管过去是「发现的」还是「编纂的」也没有问题，总之奥克肖特是把过去看成是对现在的一个特别看法，只是无法在此讨论这个题目。 <BR>20. 这个世界须得是一个没有道德、宗教和法律争执，也没有物质利害冲突的世界。也许马克思所理解的前弗洛依德概念的社会主义社会会较接近要求吧？但仅仅这样说未免太简单了，历史的客观是有限制的，不过，在评价什么对一个调查有用，或者更广泛一些，历史的哪些东西是重要的，只要不是那个问题或者某些理论已事先规限了答案，也许我们是可以在一个共同的生活方式?找到评价的基础的。 <BR>21. 本文所说的全是含有以知识类型肯定历史科的意思，由此强调学校要重视专门学科知识的争取。一个至今仍教人为难的问题是：历史科有哪一些具体内容是应该要教的？过去十五年多是躲避问题的重心不谈，却援用教育学准则做盾牌，变成了：只要能示范这一科的学问-往往是指「技术」-什么都可以成为教学内容。这是不行的，因为第一，在示例模式?，就是选定了历史时期，始终还要决定什么是重要的，什么不是；第二，学习一门学问也包括认识什么是它重要的准则。这些问题是要解决的，只是本文篇幅所限，不容许细加整理，但犯难尝试提一两点意见还是值得的。不先讨论问题和兴趣，就想给儿童提供一个「所有你们　要认识的东西」的目录，这是不可能的。在历史教学中无论如何是不能有条理地编组过去的，只会用实用的过去替代历史。但我们又都是常人，对不同段落的历史总有不同程度的偏好。不过注释20里已经说过了：我们人在某些程度上有著共同的生活方式，因此容许大家在什么是对人来说很重要这个问题上，有可能取得主观上共通的答案。如果这一步达到了，也许就能为属於历史的「重要」这概念得到一个（起码的）立足点。还有从历史的性质来说，历史研究的前提是：自己或他人都有自由宣称相信史料所告诉我们的东西；有人是理性的（相对於非理性的）的想法；也要平等对待和尊重提供论证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有力的反证，便想否定自由、平等、尊重人、理性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变化发展是有著真正属於历史的重要意义，看来实难合情理。无可置疑这涉及到要符合一些对人类利益的看法，也许还有教育的准则，但历史的和教育的是没有冲突的。就是最偏见的历史学者也要对人类不同的生活和出路有一些认识。历史重要性系於对人类利益的一个构想，历史帮助我们批判地持有这个构想。 <BR>22. 讨论史学的「定律」和「概括性结论」常常因没有分清楚不同的种类而变得更困难，一个简化了的目录会是： <BR>(1) 总结有限量的已知的个案的概括性结论。 <BR>(2) 关於个人的概括性结论。 <BR>(3) 全称定律，不论「肯定」或者只是「看来可能」－即是「会是真的」，其所牵涉的或然率与，的有不一样的意义。 <BR>(4) 统计律，断定数值概率－某类事件发生在另一类事件。 <BR>(5) 标准律，关於事物的趋向性（参见Bhaskar, R., 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 Harvester, 1978版）。 <BR>(6) 自明之理（参看斯克里夫（Scriven, M.）,Truisms as the grounds for historical explanations见於加德纳（Gardiner, P.）所编之 Theories of History, Free Press, 1959版）。 <BR>(7) 探索「律」或概括。 <BR>(8) 行动原则。 <BR>讨论的主要集中在(1)，(3)和(4)，也有对(7)和(8)作概略的引述。 <BR>23. 亚金森（Atkinson, R. F.），Knowledge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 Miacmillan, 1978版，第111页。 <BR>24. 除了作为探讨法外，参阅下文第8-10页。 <BR>25. 参阅怀特（White, M.），Foundations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Harper ',第14-104页。 <BR>26. 前引书，第17-115页；及1-100页。 <BR>27. 前引书，第1-100页；并参阅G. H. von Wright 在 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一书中对「类因果连锁」（quasi-causal chains）的讨论，(Routeldge'Kegan Paul， 1971版，第43-139页)。 <BR>28. 篇幅所限，不能讨论对转变中的社会架构进行历史社会学的调查的可能性，马克思时有支持近於这类调查的论调，但通常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的那种研究观察是不会采用（像）亨普尔那种观点的定律的。（参看Bhaskar, R.,同注22，还有他的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sim, Harvester, 1979；另外Cohen, G. A.,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a Def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版） </P>
<P>29. 大卫森（Davidson, D.）Actions， reasons and causes，见於怀特（White, A. R.）（编）The Philosophy of A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版，第2-91页。 <BR>30. 同上书，第93页。大卫森的论点可以（粗略地）摘要如下： <BR>(1) 如果愿望和信念解释行动，正确的方式是透过一连串符合理由的标准的论证的，那么它们导致行动，一定也是透过这样的方式的。 <BR>(2) 我们若不依据有矛盾冲突的不同证据和愿望来说明一个决定是怎样达成的，便不能区别出正确的因果过程；这意味著我们一定得用引证徵实、良好理由相信…等等观念。 <BR>所以 <BR>(3) 如果我们只用信念、愿望和原因这些概念，我们是不能够为基於一个理由而行动提出必要和充份条件的。 <BR>(4) 同样的理由，我们不能够提出?连系理由和行动的严谨的定律：如果有充份条件的话，我们可以说：「只要一个人有如此这样的信念和愿望，又能符合如此这样的另外的条件，他便会做出如此这样的行动。」像这样的认真的定律实在是没有的（即一个理论自生出固定的概率，竟可能预先决定是否符合应用的条件）。 <BR>在「哲学的心理学」（’Psychology as philosopy’）一文中（见Glover，J．所编的The Philosophy of Mi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版），大卫森的结论是心态、信念、愿望等等「即使理论上说，也不是服从精确的预测或者决定性定律的前提的，所以出现在社会科学的束缚并不是来自大自然，而是我们自己，是我们决定把人视为理性的行为者，有目标、有目的，是备受道德评核的。」（第109-10页） <BR>31. 更详细的辩论可参阅皮尔斯（Pears, D.）， Questions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Duckworth， 1975,特别第五章：’Sketch for a causal theory of wanting and doing’；又Mackie, J. L., The Cement of the Univers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版，内第11章：‘Teleology’；Davidson, D., ‘Psychology as philosophy’ 载於Glover（同上书）；及Olafason（前引书），第88-175页。 <BR>32. 参阅内尔（Nell, E. J.）对亨普尔（Hempel）Aspect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的评论，刊於History and Theory，7卷2期，第224-40页。 <BR>33. 同上书，在其文章中处处可见。与归纳推理有关的一般问题很严重，不是「一般规律」的概念可以解决的。 <BR>34. 本书下一篇罗杰斯（Peter Rogers）的文章对历史的预言就采取了较乐观的态度，不过请看注36。（即Peter Rogers， ‘Why teach history’，见Dickinson， Lee and Rogers合编的Learning History一书，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84版，第20-38页-译者注） <BR>35. 前引书，第112页。内尔（Nell）也表达了相近的观点，见前引书，第230页。可见一贯认为历史研究是要理解个别事件而非要把事件溶於一般律中并不是讹误的。我们在认知的工作中运用概念，并没有要求历史学者寻求或采用一般律，就如没有要求艺评家一样。至於与其他事例比较和对照，目的仍是「扩大一个人对个别事件的理解，不是把它纳入一个定律，使之与别的事例同化」。（亚金森，前引书，第113页） <BR>36. 罗杰斯在他的文章中（本书第二篇）认为这些假定前提在历史研究?已经得到充实而成为「归纳的、详细的概括」，进一步削弱其呆板性。我同意这情况是有的，也同意我们很少有更好的东西来开展工作，但依据这些而做预测，我持的是比较悲观的态度。单是比较格拉斯东（Gladstone）和迪斯雷利（Disraeli）二人关於「重要利益」的想法，就可以说明其中一个困难了。但这些概括作为探索方法，在历史教学?就十分重要，这一点，我是同意罗杰斯的。 <BR>37. 亚金森，前引书，第114页。 <BR>38. 参阅，例如泰勒（Taylor, A. J. P.）How Wars Begin, Book Club Associates, 1979版，第158页：「…猜疑在大国之间是正常的关系」。 <BR>39. 同上书。 <BR>40. 「研究事件」，这?狻有以临床处理作比喻之意，但仍是十分接近「实例」的东西。 <BR>41. 克拉克，前引书，第197页。 <BR>42. 奥拉法森，前引书，第148页。 <BR>43. 同上。 <BR>44. 泰勒，前引书，第170页。 <BR>45. 说历史研究拒绝接受参与爱尔兰斗争的人对爱尔兰历史的看法，自也不会采用这夥人对可能发生的行动的一些构想，这不等於说给人们一些新的、更准确的资料，就能令他们放弃原来所持的看法。人们所以持某些看法，可以是出於其他理由的。但如果我们能够替换对过去的认识和理解，基於假设的见解便会改变。不过这只是抽象的议论，不足以影响两个很实在的问题：(一)在目前的经济环境是否可能；(二)怎样见诸行动。 <BR>46. 一个危险的说法是：「历史使人有能力做A、B和C，所以与其顾虑史实是否正确，或为具体内容费煞思量，不如就让我们教A、B和C吧。」。假如这只是对乏味地填塞资料、不求理解的警告，尚属无害，但它会导致历史有什么学习内容这个问题出现混乱，康内尔－史密夫（Connel-Smith, G.）和劳尔德（Lloyd, H. A.）所著的 The Relevance of History一书（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2版），大概是明证，书中对「正确地认识史事」不以为然，提出了「判断习惯和行动能力」（28页）和另一个处理，鼓吹「活人的实际　要高於对『古人』和『後人』「理论上的义务」，甚至高於概念中最不易捉摸的「『客观真相』（85页）」。「正确地认识史事」被认为与「判断习惯和行动能力」没有关连（就是有，也是有害的）；而「对历史的理论上的义务」与「活人的实际　要」也无相干，似乎活人的尘世俗务并不　要「客观真相」。（可参考本文第二节的讨论）&nbsp; <BR>47. 没有任何一项含有否定美学中会有准则甚至规律在运作。 <BR>48. 我不会试图阐释它们是怎样建立的，这项工作超出了本文和作者的能力范围。 <BR>49. 加利（Gallie, W. B.），Philosophy and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Chatto ' Windus，1964版，133页。加利认为史学「能够，也会帮助我们达到『对未可预见的作支配性的操纵』」。他承认指望史学帮助我们期待或垄断明确地预测的发展是可笑的奇谈，但又辩称它可以像凭技术取胜的游戏的作法一样，为「任何可能发生的」作准备。他从「状态」方面来发展这个类推-一个全面有准备、快捷、灵活的反应-并且用公式表达了两个类原则，其（临时）功能是要网罗那些从所有其他的原则和编目系统中漏掉的。他把这些叫作「後备原则」和「孤注一掷原则」。依我看来加利隔离了在实际情况?的一些重要的，却是　要进一步分析的东西。是的，游戏?的「状态」不是简单物质的东西，但这类比能发挥的很有限，因为历史的经验仍是「间接的」-一种「观众式」的经验。 <BR>50. 参阅李彼得（Lee, P. J.），‘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 in History’，载於Dickinson, A. K. 和Lee, P. J. 合编的History Teaching and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Heinemann Eductional Books, 1978版。 <BR>51. 但请阅Peter Rogers的前引文中关於这方面的见解。 <BR>52. 我当然不是在鼓吹用传记教授历史，利用「伟人」的生平学习道德。 <BR>53. 参阅本书第四篇第86页。（即李彼得「历史的想像」‘Historical Imagination’,见Dickinson, Lee and Rogers合编的Learning History一书，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84版，第85-116页-译者按） <BR>54. 一些历史学者声称，大意是他们研究的兴趣不在那些可能会有发生的，即使我们以此为真，因而推论这不是严格历史的，这类想像在历史教学?还是可以有一个重要的位置。（这个问题在本书第四篇中有进一步的讨论〔见前引书－译者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