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教材在谈及鸦片战争中广州附近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时,认为这场斗争 “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反侵略精神”。一些权威资料也认为“三元里抗英,是中国人民自发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第一场战斗”;“……第一次显示了只有在广大人民中存在着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力量”。③现行观点似乎已成定论:三元里斗争是保卫祖国,反抗侵略的行为。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此类看法有悖于史实,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从斗争的起因来看,三元里等地民众进行的是一次保卫家园的战斗,并不是投身于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
有不少资料认为,是“1841年5月27日《广州和约》的订立,激起了人民的武装反抗”。事实上,据各种文献记载,三元里等地民众奋起抗英,直接原因有三:一是英军开棺暴尸;二是劫掠财物;三是戏辱妇女。广州沦陷的第二天,英军在广州城外大肆掠夺,并打开郊外双山寺存放着的一些外籍人权厝的棺榇,观看尸首。依据中国的传统和宗教,此类大不敬的行为,只有禽兽才做得出来,中国人民淳朴的孝心,决不能容忍死去多年的祖宗受人骚扰,不得安宁。更有甚者,英军闯入村庄,抢劫耕行,以补充军需。英军的抢劫耕行,触动了农民的赖以生存的基础,对于自给自足的农户来说,失去基本的生产耕具是无疑把他们推向了破产的深渊。
从以上事实,可看出三元里等地人们斗争目的是为了敬祖敬宗,维护自己的生存基础,维护自身利益,这与教材上所说的“反侵略”之说是大相径庭的。
二、当时的中国民众还不存在近代意义上民族意识觉醒的问题。
如果说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在客观上是一爱国行动,那是绝无疑义的;但若推及三元里民众在主观上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则缺乏推理演绎的前提。
保家战斗与卫国战争,在观念上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就行动上而言,前者只可能发生在英军肆虐的地区,在其他地区就不会产生民众的自觉,而后者则是一场全国民众奋然投身的热浪冲天的壮剧。以当时的客观条件,许多人还意识不到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存在;而就人们的主观来分析,即便是在当时最有知识、深悉“夷夏”大义的儒生官吏中,虽不乏一些忧国之士,但绝大多数却是正心修身,不问世事。而占中国人口之绝大多数的农民,整日为生计所困,眼界狭隘于几亩地、几间房、娶妻生子,此外的一切对他们显得如同天际般的遥远。他们活动在所居住的乡村周围数十里范围,甚至从未进入县城,对广州、厦门、定海的战事,又何来心思所动?
英方的文献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场景:“……当(英)舰突破虎门要塞,沿江北上,开向马乌涌(炮台)时,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平静的观看自己的朝廷与我军(英军)的战事,好像观看两个不相干的人争斗。”在整个战争期间,英军虽有一时的供应不足之虞,但在总体上不觉困难。一些民众向他们出售粮食、畜禽、淡水,以图获利;还有为他们充当苦力,从事运输,以求工值。这些被清方文献斥为“汉奸”的民众,在交战地区几乎无所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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