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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生事大矣,我的教学困惑

时间:2009-10-18 17:53:53  来源:cangsang…
 

cangsangkanyun的博客:http://blog.cersp.com/userlog3/69869/index.shtml

死生事大矣

我的一点困惑

“To be or not to be,is a question.”汉姆雷特王子的困惑之所以能流传亘古,实际上是道出了人类永远存在的一个难以解决的困惑。生死问题,关乎我们每一位,无论是高官勋贵,还是平头百姓,都会面临着这一不朽的人生追问。我们虽然不可以决定自己是否来到这个世界,但是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我们,有时却不得不面临着生命的结束还是继续的生死抉择。所以古人说,死生事大矣。

因为事大,所以答案自是纷纭,如今也不曾唯一,也难以求得一致。大抵分来,曰两派,一派是就死与就义,以为人生的价值在于追求有意义的死,太史公号召“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孟子也呼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一派则是求生与保命,西方有犬儒主义,中国也有“好死不如赖活着”。从生物的观点看,人的本能都是求生的而非速死,所以后一派更符合人性的本质。但是人毕竟是社会的动物,有尊严有理性有追求,有自己的价值观,所以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矣”,这其中的“几希”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理性。所以有时轰轰烈烈的死倒强似苟且得窝窝囊囊的生,所谓大义凛然,所谓浩气长存皆是对这样就义的颂扬。但这实在是情非得已的无奈之选,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便选择的。即使如先哲司马迁宁可接受宫刑被皇帝老儿摧残的男人不像男人也要活下去,不是因为只是珍贵自己的臭皮囊,更多地是为后人留下一部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无韵之离骚。而高喊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且养我浩然之气的孟夫子在那个“攻城以战,杀人盈城,攻地以战杀人盈野”的乱世也不曾将自己性命轻易交出,而是确实是在人生艰难之时还是“贵生”。

可惜并非所有后人都深明此道,倒是对于所谓的“仁”“义”“节”“气”看重的超过了生命的本身,于是便生出许多“死的好”来:城破之时,官员的殉职与城池同在,多么的大义凛然,然而死去的官员尸骨未寒,新臣子们已经弹冠相庆了;更惨烈的是或者宁XX鬼,不做XX人等等, 往往是XX鬼做了,但是XX人也依然做下去;每每如此,我对那些节气仁义的作用总是有些怀疑。而现在的历史书关于这样的故事总是记载了很多很多:唐朝的张巡守城的惨烈过于血腥已经被删掉不讲了;文天祥抗元的斗争还是要浓墨重彩,就义的菜市口依然流传于臣心指南的忠贞;到了近代从容赴死的故事就更多了,有许多可以求生而自动放弃生存的故事每每令学生心中疑惑,他们往往会生出这样做是否值得疑问来。这个时候的讨论总是有些尴尬,因为我也不知道谭嗣同的死是否真的能够唤醒国人,我只记得大清末年被杀的革命志士的鲜血蘸着的人血馒头也没有救活华小栓的病。但我确实不能说,这样的牺牲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没有这样的先行者,我们这个国家会怎样?这样的牺牲究竟意义几何,我又确实回答不出。于是我所做的大多是“述而不作,”任由他们争论。而当学生们语气肯定地认为当时人没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智慧之时,我明显地感到代沟给他们理解历史造成的障碍,但同时也为他们对生命的爱惜而感到高兴,但如何去让他们认识到“惟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爽悲壮,我却感到十分的困惑:他们没有那样的生活经历,任何的说教都是苍白无力的。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又总是摆功似的让后人铭记祖辈的辛苦和荣光,越是喋喋不休地说教,他们会越反感——因为没有你们也许世界会更好呢,凭什么总让我们记住你们的好处,你们并不比我们强多少呢?否则的话哪来时代的进步,人类岂不是九斤老太的烟袋一袋不如一袋吗?这种感恩的教育实际上也是一种奴化教育,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本是一种美德,但是倘若栽树的前人只是让后人记住前人,并始终感恩戴德则大可不必,因为“大音稀声”才是真正美德,原不必那样的小家子气让后人始终挂在嘴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每一代人都会要对自己负责从而也就是对后代负责了,每代人为追求美好生活都会付出一些代价包括性命,这样的行为值得我们尊敬,历史上对人性美好的追求曾经付出了残酷的代价说明哪个时代的黑暗,这种对光明的追求应该是每一代人最宝贵的财富,而如今人们一般不必为之付出血的代价,这应该是一种进步吧!

忽然想起顾亭林先生来了,明朝灭亡后,满清入关,朝代鼎革之际,他没有为僵死而早该灭亡的大明王朝殉葬,反而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号召。如今这句话经常用来教育孩子增强社会责任感,但是许多论者都断章取义地片面强调“匹夫”的作用。而实际上亭先生在这前面还重点谈了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这就是说,天下是我们每个人的天下,所以匹夫才有责任,假如只是为了某些人,即使是君主,这样的天下也不值得我们为之牺牲。匹夫虽小,天下相关于每一个个体,这样的天下才能值得为之奋斗,为之牺牲。也只有如此,这样的牺牲才是死得其所。无独有偶,近代的著名外交家顾维均先生曾在国难时期也极力反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样煽情的口号,他认为个人可以玉碎,但是一个民族是绝对不能玉碎的。与他们相比,而我们许多人还热衷于不分青红皂白的牺牲,无论是民族还是个人,都一味的热血沸腾,实际上不是居心叵测就是一种简单的肤浅的民族主义。

“To be or not to be , is a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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