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先生之令人钦佩者，在于其甘坐冷板凳之学术精神。当今社会，对学者之各种诱惑甚多，于是一股浮躁的急功近利的不良风气在学界弥漫开来，令人唏嘘不已。然而，但凡在学问上真能有所创新、突破，做出贡献者，莫不是能坐住冷板凳、顶住名利场，不趋新，不跟风者。孔子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然而近年来地不爱宝，各种珍贵文献不断出土问世，不少学者善于跟风：郭店简问世，研究郭店简；上博简出版，研究上博简；待上博三、四出版，上博一、二已成明日黄花；人们争先恐后去研究上博三、四，却翘首以待上博五、六、七之发表。如此治学，多半浅尝辄止，鲜能有真正之创获。如梁涛先生十年间专心于郭店简与思孟学派问题，心无旁骛，持之以恒，“从一而终”、不喜新厌旧者，可谓难能矣。然其成功之秘诀亦正在于此。

　　第二，此书所揭示之种种新见，确乎能言之成理，发前人所未发，即使为前人已发之覆，亦待此书之论证而后精深可信。试举例言之。孔子之后，儒学分化，然为何出现如此分化，历来说法不一，虽有不少解说，然而问题依然存在。梁先生从孔子自身思想之内在张力出发，进行分析探讨，指出孔子思想中“仁”、“礼”关系乃是儒家之基本问题，对此问题之不同理解便造成了孔门后学的分化，而思孟学派之出现则正是此一分化或深化的结果。可谓精确不移之论。认识到孔子思想的复杂性、多种发展方向的可能性，是理解战国儒学分化的前提。通过出土文献，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传世文献。综合地上、地下两种文献，我们可以看出，儒学内部的分化并非单线的，而是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

　　孔门七十子及其后学因文献散佚不足而无法研究，而自郭店楚简之发现，打开一扇哲学宝库之门，令今人得以领略孔孟之间的思想盛况，足以加深以往之认识，甚至纠偏补弊，澄清长期以来的误说，杜维明与李学勤先生等提出“重写学术史”，看来绝非虚言。以往，儒家人性论问题，是众多哲学疑难问题中的尤其疑难者，从孔子到孟荀人性论的发展、变化，人们认识不一，言人人殊。而郭店竹简这批材料，展现了儒家人性论之多元多彩，对于丰富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弥足珍贵。梁先生从这批资料如《性自命出》、《五行》等篇中，发现后来儒家出现的不同思想都可以从中找到源头或倾向，并予以深入阐释，启人不浅。而对孟子性善论之条分缕析，论之甚详，更可谓后出转精，足以解惑。

　　再如，分析孟荀之异同，前人往往见其异，而忽略其同。梁先生以郭店简之材料为契机，层层深入，条分缕析，孟荀之同，灿烂可见，不能抹杀。同样，以往我们执着于荀子对子思的批评，将二者之间的关系简单化为对立的关系，梁先生从材料出发，通过仔细分析，揭示出荀子在很多方面深受子思影响的事实。凡此种种，皆为深造自得、潜心治学之创获。

　　第三，书末“结语”，提出“回到子思去”，对儒家道统说进行了一次新的检讨与重构。唐宋以来，儒家为应付佛道二教之挑战，提出了所谓“道统说”，此道统说乃是宋明儒家之共识。以孔子为中心，上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下启曾子、子思、孟子。此种一线单传的道统论，在近代以来遭到颠覆。大多数学者以为，此道统说乃是儒家尤其是宋明儒之向壁虚造。然而，当我们认真梳理儒家发生史之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中国文化中，孔子学说确乎承继了此前数千年之文明，中国文化也存在着一个“道统”。晚近清华简《保训》释文公布，引发学人对儒家“中道”、“道统”之热议与反思。不佞以为，《保训》此篇出土文献数次谈及“中”，其价值便在于印证了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道统”。然而，孔子之后，儒家“道统”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又当如何诠释？梁先生对此有其独到见解。他以郭店简为核心，重写描绘出子思在孔门传承中之地位，以及与孟、荀之关联，凸显其地位与价值，以新的理论魄力和高度，提出“回到子思去”，统合孟荀，重构孔子、子思、孟子、荀子这一儒门道统，从天人论、人性论、功夫论、政治论、文化谱系等数层面予以重构，尤其是提出所谓“出入西学数十载，然后反之于六经”，以完成当代儒学之开新与重建的时代使命，更令人感佩！文化担当、现实关怀，乃知识分子之本分。然而，时下有思想、有担当、有关怀之知识分子寥寥可数。梁先生之具如此魄力，则儒门后继有人，可喜可贺也。不可否认，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传统的支撑与滋养，而儒学之价值，则在于其返本开新，经由创造性转化而获新生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