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比死更冷酷》是孟京辉近几年对商业戏剧的探索之一。资料图片  郭延冰 摄

谈市场

找到了商业和自我的平衡点

新京报：你在题材选择上偏重市场需要的东西，比如情感题材。你觉得在商业性和艺术性之间，如何找到平衡点？

孟京辉：我找到了不用理睬商业性，也不用理睬自我表达的个人特点。这中间混合了好多可能性，我让它自己运作，自生自灭。比如向《恋爱的犀牛》和《两只狗的生活意见》，一个特别情感，一个特别社会，就像两个小部队；另外，我也想做一些所谓实验性（作品），比如《爱比死更冷酷》；还有，就是在一个非主旋律的情况下，形式和内容都特别独特，又能直接和某种思想对位的戏。前些天我和廖一梅看了昆汀·塔伦蒂诺的《无耻混蛋》。把我俩惊着了。他在现在这种主流意识下，居然能做出一部跟所有人没关系，却能直指人心的作品。那么我呢？上帝还赋予我一点才华，所以我在找这种东西。一个跟我自己能特别联络，并不完全跟别人同等的自我抒发。

新京报：像你前两年说的最有名的话，“大众审美是狗屎”，现在还这么说吗？

孟京辉：当然了，这肯定的。举个例子，几年前我家请了一个小阿姨，她的爱情很不顺，总是哭，有一次我们问她哭什么，她拿着手机里的短信给我们看。这一看我才知道，原来她和对方短信里写的都是电视剧里那些话。这些东西，就是建立在整个传媒和平台上的大众审美，那当然是狗屎了。

新京报：你的作品，一直以来都很少见大团圆的喜剧结局，悲观的东西一直都存在，这是为什么？

孟京辉：其实最悲观的是廖一梅，她是从头到尾悲观。我是从头到尾乐观，等到最后一瞬间，我自己跟观众一块难受。这种难受会被迷恋的，就像迷恋一种回忆，一种人和人之间时间的错位等，而且不会清浅。包括《三个橘子》的结尾，我也可以有好多种结尾，但是我选择了一种最没希望但另一方又点燃希望的矛盾结尾。我喜欢这种带有不确定性的感觉。

新京报：这些年因为你一直游走于商业戏剧中，所以也会有很多争议，比如一些人觉得这几年，孟京辉还是在吃老本，或者质疑你的创作是不是出现瓶颈。你觉得呢？

孟京辉：因为不容易。他们说的有他们的道理，可是站的角度不同。在我看来我现在和吃老本没关系，因为我很早就把后院的百宝箱都扔了，哪里有本呢？另外瓶颈也谈不上，我现在井喷还不够呢。

谈理想

以后有“青戏节一代”

新京报：你现在全部精力都在青戏节，接下来的创作怎么办？

孟京辉：其实所有事都是按部就班进行的，我们有详细的计划表。比如这两个月的精力我都给了青戏节，我的制作人在上海操作我工作室的事。但青戏节一旦推上轨道，我的状态就转移了。我会选择看自己感兴趣的戏，和年轻的创作者们讨论想法。一方面可以丰富我自己的感受，另一方面我有时间静下来想想接下来要做的事。今年11月，和明年上半年我都有排新戏的计划，包括明年下半年我也准备排一部大型的音乐剧和一部话剧。

新京报：看来你分身有术，而且开心事多过烦心事。这是如何做到的？

孟京辉：之所以既能做很多事，也能做自己的作品，正是因为这些年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模式，就是连演和巡回，同时拥有自己的签约演员，还有新剧本的开发。大家都说剧本荒，可我们却多得是。唯一的问题是，在现阶段这种大环境下，我们对世界优秀剧目的推荐还有欠缺。

新京报：没人敢排，因为不够商业吗？所以你也不敢。

孟京辉：确实因为商业的问题。英国、法国、德国，他们就会演契诃夫的戏，演莎士比亚的戏。他们知道这是戏剧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我们却很可怜，除了学校会在毕业大戏中排一些这类的作品外，它和社会的递接是缺失的。我们这次青戏节的戏有向大师致敬的单元，但也仅仅在这里（才有）。当有朋友问我，孟京辉你不是超喜欢契诃夫，不是认为自己很牛，号称很能控制自己，控制社会审美吗，为什么不敢排呢？一句话让我汗颜。我也会问自己到底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可是让我排《哈姆雷特》，我还是不敢。林兆华导演敢排《哈姆雷特》，他勇敢地走出了这一步也是有很多资源来配合他，他是假借勇敢来面对整个环境。所以现在我也在不断总结，在对自己出现的问题的认识过程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实际上这些事不归我来做，可我觉得我有职责。

新京报：你策划北京青戏节，从自私的角度来说，是不是也希望通过了解更多年轻人的想法，激发自己的创作？

孟京辉：这个倒不需要。我也是形式主义比较严重的人，每年会到国外看各种各样的戏。如果非要说一个最自私的想法，那就是：戏剧必须要有更多人玩才能红火。这是我早在中戏上学时就感受到的。当时我就和院长徐晓钟说过，希望他能留几个像我们这样的毕业生，每年让一些人来做戏。当时我们只能建议学校来做。不过现在条件好了，我自己可以做了。我一直有一个八十年代的傻逼理想，想建立理想的戏剧环境，给后面的人提供温床，这是一种自恋的感觉。我认为若干年后，肯定会出现一个词，叫“青戏节一代”。

记者 天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