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是和他的胡姓朋友一起到的西夏的，在那里，他才改名叫张元，那位吴姓朋友改名叫胡昊。两个人终日在西夏都城的各大酒馆喝酒，饮后在墙上题诗，署名张元、吴昊。两个人的名字连起来读就“元昊”，这在当时是冲撞国王名讳的违法行为，他们俩想借此引起元昊的注意。果不其然，没过两天，他们被抓了，元昊亲自审问说：“你们两个是从大宋来的人，应该懂得不能冲撞本王名讳的规矩呀，为什么这么做？”张元反唇机讥：“违了你名字的讳有啥了不起的，有的人连姓都不顾呢！”这正戳到元昊的痛处，他们的本来没姓，自己造了个北魏鲜卑的姓：拓跋；后来归依李唐王朝，皇帝赐姓李；入宋之后，又由赵家皇帝赐姓“赵”，实际上等于无“姓”之人。元昊听出了话外之音，不以为忤，反引两个人入室深谈，甚为投机。张元得到了重用，不到两年，就当上了元昊的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相当于宰相。元昊攻宋的许多谋略都是张元提出的，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都有张元参谋赞画之功。元昊那句“朕当亲临渭水，直据长安”的豪气干云的通告，也出自张元的手笔。

仁宗“仁”啊！张元叛逃西夏，屡献攻宋之策，仁宗都没有缉拿他的家属，反而赐其钱米，希望张元能被感动，回头是岸。这位宅心仁厚的皇帝永远不能理解那种心身负奇才又野心勃勃的人的心理，他们一心只想使自己生命优秀的天赋本质得到实现，而对寻常人会感恩戴德的仁心惠意不屑一顾。张元没有回头，不仅从行为上没有回头，而且在精神上更为决绝。按他的理想，是想彻底灭掉大宋的江山，让满朝堂那些曾瞧不起他的庸碌之辈，彻底品尝漠视他的苦果。元昊都没这份野心，当庆历三年（1043年）元昊与宋朝和谈时，张元坚决反对，等到元昊与辽国开兵打仗，张元知道西夏已经永远没有灭宋的机会了，他彻底绝望了，终日对天咄咄叹息，没几天，就忧愤而死。

这是那种为自己的优秀而活、也为自己的优秀而死的人，这种铁石心肠，是任何恩惠都无法动摇的。

野利仁荣和张元之死，对元昊的打击很大，任何伟大的事业都是由一个英雄团队共同干出来的，这两个人才的早逝，使元昊失去了能克制他弱点、发挥他长处的左膀右臂。自这两人殁后，元昊再也没有做出过更为惊天动地的大事。

再看宋仁宗的用人，他所用的基本上都是和他气味相同的仁人君子，另外，还有少数摸准了他的脉，伪装成仁人君子的小人，所以，可以说他用的人都是“仁人”和“佞人”。

以夏竦、韩琦、范仲淹为例。夏竦聪明，有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但自私，不敢坚持原则；韩琦坦荡磊落，在朝廷内部的权力角逐中，秉公守正，坚持原则，确是一位良相之才，但心肠软，受不了战场上血腥的打击，而且缺乏真正的军事韬略，其军事建议是自己都执行不下去的夸夸其谈。范仲淹个人道德素质优秀，体恤民众，在和平年间，是一位爱民如子的好地方官，可是，见解卑陋，议论迂腐，他与仁宗之间的相知，完全在于共同拥有一个“仁”字的心理相通。他深知仁宗的心理，所以提出了被奉为国策的防守战略，当仁宗与西夏媾和时，他是欢欣鼓舞的。其实，早在1042年（宋庆历二年）五月，定川寨战役之前，宋夏两国边境拉锯战正酣的时候，他就向仁宗皇帝提出与西夏议和的建议，说：“兵马精劲”是西夏的优势，“金帛丰富”是大宋的优势；西夏人依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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