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优势,是不会听从我们的仁义教诲的,而我们又不想大动干戈,与敌人打仗。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金钱买和平,多给西夏人“金帛”,以换得休战。他还举自己当越州知州时的财政收入为例,说仅越州一地一年的税收就值绢三十万匹,足以够支付对西夏一年的“赏赐”了。
初读到这种建议,让我们瞠目结舌,这就是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千古名臣为天下“忧”出的道理吗?这是什么道理?人家来打咱们,咱们不还手打人家,还要给人家“钱帛”,换得人家不再打咱们!不在于钱多钱少,而是凭什么给敌人这么多的钱?
范先生自有他的道理,他说,这样虽然使越州人民受了些苦,可是天下不打仗了,可以少死多少人呐!这也是由其天赋的生命本质所造就的意见,不可沟通,不可更改。我只是在努力理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或许是某些孩子被绑架了的父母,害怕绑匪“撕票”,不敢报案,想拿钱给绑匪“私了”的心态?
这种人是不能镇边打仗的!
除了韩琦之外,夏竦和范仲淹两人其实都不愿意在外镇边,夏竦削尖脑袋走后门想调回京城,范仲淹也屡次上表以身体原因辞掉边帅之职。他们的文才都没得说,十分优秀。范仲淹镇边期间,留下过一首著名的词《渔家傲》,其中的下半阙是“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言辞精到,意境悲凉。但确不是他的职务及所处的地位该发出的声音,作为镇边统帅,应该高歌“马蹀阏氏血,旗枭可汗头。”怎么能发出如此悲凉颓废的韵调!主帅如此,全军的士气可想而知。
人不行,办事就不行!
先从事关每次战役成败的情报问题说起,我们已经知道,元昊出色情报的收集和分析能力是他每次战胜的重要原因。宋仁宗也意识到情报问题的重要性,他多次下诏要求在边境重金收买掌握西夏情报的间谍,还下诏,要求缉拿、诛杀已潜入京城汴梁的西夏间谍,但从未收到任何实效。宋军从来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战略情报,就是在战场上,也少有过准确的战役情报,甚至到打完仗了,还不知道对方的真正人数。原因无非有二:一是不肯真正花高价钱买情报,二是情报送到眼皮子底下了也不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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