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有诗曰：“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四十至五十，正是退闲时。年长识命分，心慵少营为……”自第三句始，皆是悟道退隐的话。但此诗头两句表明，早年的他确有一段很不寻常的愤青岁月。   青年白居易愤世嫉俗，除了兼济天下的热情，恐怕还有年少时看遍天下创痍的伤痕在。但直至43岁，其胸腔里还怀着一股子冲天正气，那就得说是他“方且介”的秉性的力量了。   白居易的愤青情绪当然会宣之于口，但给他带来重大社会影响、招来很高风险的还是他蓄满愤世情绪的诗。那时候，他与元稹、李绅辈可真是激扬文字、激浊扬清啊。“不惧权豪怒”“甘受时人嗤”，这是一个很清醒而倔强的愤青。   假如单是摇笔杆，为弱势群体如农民、女工、贫士和苟延残喘的卖炭翁，以及境遇悲惨的边民、为躲抓丁而自残的老翁说说话，风险何来乎？风险的来源在于他惯于以笔为刀，从百姓的苦痛处切口，刀锋指向的却是那些官僚们的豪奢、宦官的嚣张、军队的横暴、君主的寡恩，要切割的是整个权贵阶层的特权、专横制度的荒谬、后妃制度的惨无人道等等。如此做派当然无异于惹火上身！况且像“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君不见左纳言，右内史，朝承恩，暮赐死”等，骂官僚，批皇帝，泼辣大胆，口无遮拦，则简直就是脑袋往铡刀里钻！   果然，白居易的“扒粪”狂热，最终惹怒了一大片。“权贵豪近者相目而变色”,“握军要者切齿”，这可都是磨刀霍霍的声音啊。但即便再加上向来赏识他的宪宗皇帝某次差点发作的雷霆之怒，也没吓退他半步。公元815年，他担任太子左赞善大夫，两河藩镇叛乱，派刺客潜入京城刺杀了宰相武元衡，在满朝官员包括台谏言官默然一片的情形下，他率先奏请捕贼以雪国耻。却不料，这一腔正气的举动，终于让早就恨他牙齿痒痒的权贵们逮着了机会，奏他个“越职言事”，又罗织了所谓“不孝”的罪名，还诬指他什么“言行浮华”，于是一纸圣旨蛮横地把他打发到长江边的小城江州(今之九江)完事。   显然，这个被撵出京城的老愤青其实是犯了统治集团的“厌恶罪”而已。   打虎是要准备被虎咬伤或咬死的。白居易这个打虎英雄没被老虎咬死已算幸运，在僻远卑湿的江州，他舔舐着带血的伤口，挥泪写下了千古传唱的痛彻肺腑的《琵琶行》。   在聪明的世人眼里，愤青也许就是所谓“愣头青”的近邻吧？这是带有贬抑意味的，就是说这种人太年轻、太“冲”和不通世故了。可是，“好人笼着手，坏人背着手”，天下多少烂污，乖巧的好人、聪明人又岂能脱了干系？白居易，这个直到40余岁才结束愤青岁月，被迫选择沉默和闲适的大诗人，千年后的人们是会朝他投去饱含敬意的一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