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辜鸿铭被视作是一个“另类”，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妻东洋妻，做北洋官，一生精通13种语言，共获得13个博士学位(其中包括柏林大学的土木工程博士)，号称清朝最后一根辫子(至1928年死的时候还留着)。在当今国学热风起云涌之时，辜鸿铭又被冠以另外一个新称号：“国学骑士”。

将辜鸿铭冠以“国学骑士”的名头，多少是有点不妥的。——在辜鸿铭的学问中，国学并非是他的最强项：他的国学功底是在归国以后，师从清末重臣、一代硕儒张之洞恶补而成的。连他的学生罗家伦都承认 “辜先生的中国文学是他回国以后再用功研究的，虽然也有相当的造诣，却不自然。 ”

当然，对于辜鸿铭来说，这最多只能算是“美玉微瑕”，日本汉学家清水安三博士说：“……在比较衡量西方文化及其思想的领域中，他是不可缺少的人物。他并非纯粹的国学家，但他只要具备理解、批判中国文化并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的能力，就足够了，因为除此之外的研究，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 ”

和他的辫子一样，辜鸿铭的狂傲、狷介、对西学的精通程度，让与他同世的洋人感到既佩服、不可思议，又不舒服。但想想辜鸿铭生活的时代，中国内外交困，他的狂放姿态，更多的是一种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为此，他甚至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这一点上，他的确与西方文学中的骑士形象唐吉诃德有几分类似。

辜鸿铭生平喜欢痛骂西方人，但很多西方人却很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有一件事可以证明他当年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辜鸿铭是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者，这是中国人的第一次。虽然那年的桂冠戴在了印度诗圣泰戈尔头上，但辜鸿铭在西方的声望一点也不逊色于泰戈尔。辜鸿铭也是第一个敢于从文化上“藐视”西方并见重于西方的中国人。

由于对西方文化的熟悉和了解，辜鸿铭对洋人进行挖苦、嘲讽、抨击时，对西方人自以为是的 “优越感”、“西方价值中心论”进行批评时，能得心应手，常常能准确命中七寸、一语中的。

比如，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西方列强及其报刊对义和团大肆进行攻击、污蔑，辜鸿铭挺身而出，用英文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公开驳斥西方舆论对义和团运动的污蔑，文章后经伦敦《泰晤士报》等世界著名报纸转载，影响遍及全球。

辜鸿铭在文章中说，义和团是善良的中国人民不堪忍受西方传教士的欺负，奋起反抗，“某种意义上是为文明而战”。辜鸿铭警告说：“外国人歧视中国，狂妄傲慢，这种态度是导致1900年爆发义和团排外的主要原因。 ”义和团反对的侵略者“是欧洲的真正敌人，世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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