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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学思潮的发展历史来看,自晚清国粹派、章太炎到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整理国故”运动,一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国学热”,不同的阶段对于“国学”的意义和内涵的理解差异巨大。在各类见解的纷争中,国学“运动”和国学研究贯穿着两条基本的线索,其一是国家意识的确立和民族精神的重建;其二是对近代以来所逐渐形成的研究传统文化的学术(科)体系的接受和反思。
“中国”之名由来已久,但是,一直以来并不是“国家”的名称,“中国”不仅标志着地理上的世界中心,还意味着文明和教化的先进。虽然,中国作为一个王朝国家一直以具体的朝代作为国家的名称,但是,“中国”一直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认同。由天下观念向国家意识的转变是近代中国人对于世界秩序认识的重大转变,这样的转变在近代国学的最初倡导者章太炎和国粹派那里有十分明确的表达。
“国粹”一词虽由日本传入,但对于“粹”的强调明确表征出选择、重构传统资源的意图。国粹派的一个重要论题就是区分“国学”和“君学”,他们认为不以学术之真伪为标准,而以功名利禄作为指向的学问是“君学”而不是“国学”。其目的是要反对欧化主义者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的心理,要“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国粹派经常使用“国魂”的说法,强调要融汇中西,重铸国魂。
而吊诡的是,1920年代以后,一向以反传统形态出现的新文化运动出现分化,一部分人转入“整理国故”,并将之纳入新思潮,引发了新文化运动内部的质疑。
“国故”这个词本是章太炎对于传统中国学术的称呼,用以取代“国粹”这个带有价值评判色彩的名称。而启蒙思想的倡导者毛子水、胡适和傅斯年等人在沿用“国故”这个词的时候,则是试图通过整理国故的过程,来宣扬“科学”精神,批评一部分人对于国故的追慕心态,从而“再造文明”。
与晚清国粹派的国学观相比较,这个时期的国学讨论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转折。国学研究者的思考重心逐渐从国家意识的确立转变为对于什么是现代中国的讨论,即要关注什么样的思想能够成为民族国家体系下中国的立国之本。
由此可见,从晚清的国粹派到1920年代以后的国学研究,虽然多样化的立场之间争论激烈,但总的趋势则是循着由以提振民族精神、确立国家意识到强调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新的民族精神的建设的转变。这样的转变的动力来自于国学研究者所面对的问题发生了由寻求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到建设富强的国家、改变国民特质的转变。而1930年代之后面对日本的侵略,民族主义再度兴起。
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资源长期被贬斥,国学研究也被置于“批判”甚至“破除”的境地,一直到1980年代文化热的时候,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关系才再度被重视,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国学研究再度兴起,并到21世纪初成为热点。
以科举为典型特征的中国古代教育制度,虽然是一种世俗性的教育方式,但是并非是专业性技能教育,所以传统的中国学术体系在中国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之后,必然要面对日渐专业化的过程。
专业化所要求的知识系统的分化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和学科体系所不能提供的,这样的认识始终体现在“国[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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