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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发展实践中。晚清的国粹派区分“国学”与“君学”就是试图确认学术的独立性。另一国学代表人物刘师培也从社会分工来论证以分科方式整理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必然性。
由传统的整合式的、以人文思想为核心的知识体系向现代的分科式的以科学思想为特性的分科方式变化,从价值上,本身就是要推翻传统的宗教性的劝慰,代之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对应原先为神学和经学垄断的知识领域。在这样的转变中,中国原有的以经学为核心的知识体系便要经受“理性化”的洗礼。
在经验性知识的对照之下,传统的体会式的经学思维便显得缺乏可验证的方法的支持。实证化的科学成为建立普遍性原则的基础。在这样的要求之下,传统学术缺乏规则和可验证性的特性就成为一种方法上的“缺陷”。
但是,在引入新的方法之后,内在的问题也随之而产生。传统的国学所提供的是关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整体性思考,它既包含可验的理性知识,也包含价值性的信念。当我们开始接受科学公理来取代以前的“天理”的时候,我们需要接受新的学科体系和实证方法。但是新学科则导致中国传统思想的意义系统被分解,而最终难以突显自身的独特性。
国学学科化并不是解决学科分割和意义系统丧失的有效途径,因为将边界不明的国学引入到学科体制的讨论,或者作为现行学科的一种纠偏机制,效果可能恰好相反。
如果一定要为禁锢于学科局限的古典研究寻找一种补偿机制,那么已经有悠久历史的“古典学”可能是最为合适的学科方案,这样可以有效地过滤沉淀在“国学”上的“意识形态”和“非科学”影子,使其形成一种学术性的机制。
民族精神的确立和民族复兴的理想是建立国家认同的基础,国学的意义非可等闲视之。我们需要从文化的传统中发掘和继承符合人类发展规律和丰富民族精神的积极内涵,为民族复兴提供精神动力。但是,国学也不应该成为拒绝吸收别的人类文明的借口。
就学科意义来说,国学作为一个与国外学术相对的概念,并不是一个自足的范畴,而是一个依靠对象参照来凸显自己的特点的名称,因此对象和方法均十分含混。
我认为,国学的最佳定位是作为一种批判性的视角,让我们意识到学术传统的独特性和中国自身价值立场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拒绝西方的学科体系才能有效地延续本土文化的精神。从科学和人文应得到有机的结合,文化认同应由强调族群转化为强调人类解放这样的角度来看,强调国学目的则应当是要超越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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