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的一生都和戏剧紧紧连在一起。小时候他就是个小戏迷，才三岁，母亲、我的奶奶就带他到戏院看戏，小小年纪，就被舞台的奇妙所吸引。长大一些，他和小伙伴在自家的院子里演戏，可以算作他最初的戏剧实践。上了南开中学后，他参加了南开新剧团，演戏、导戏，翻译西方戏剧，从那以后，戏剧就成了他一生的迷恋与追求。

    《雷雨》是他最著名的剧作，上演至今已经70多年了。我记得他和我讲过，那时候他还在南开中学念书，有一个同学叫杨善全，他和杨善全说，我有一个故事想写出来。杨善全就说，那你讲讲吧。他讲了，头绪很多，讲得很乱，杨善全没听出所以然来，只说，很复杂呀，你写吧。

    后来有人采访我爸爸，我听他对采访的人说:“你们要我讲繁漪是从哪儿来的，有什么原型？有，肯定是有，好多好多。但要我说出张家老太太，李家少奶奶，王家小姐，有什么用？讲了也是白讲，你们也不认识。《雷雨》这个名字，如果硬要我讲，雷，是轰轰隆隆的巨大声音，惊醒他们；雨，是天上而来的洪水，把大地洗刷干净。”我曾经陪我爸爸去过他的母校，清华大学，他是在清华大学的图书馆里写的《雷雨》。他指给我看他过去坐过的位子，说:“不知废了多少稿子呀，都塞在床铺下边。我写了不少的人物小传，写累了，就跑到外面，躺在草地上看天空，看悠悠的白云，湛蓝的天。”他还说，“当年图书馆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待我太好了，提供我许多书籍，还允许我闭馆之后还待在这里写作。那些日子真叫人难忘啊！”他说当时他就是想写出来，从来没有想到过发表，也没有想过演出。

    他还给我讲过写《家》的剧本的时候，是在四川长江边的一条小火轮上，天热极了，他是个特别爱出汗的人，汗流不止，从早上到天黑，他一句句一幕幕地写下去，笔追赶着他思路，江水拍打着船底怦怦响，就像人的心跳，没有电灯，夜晚就在油灯下写……

    在我小的时候我也看到过那样的情景，那是在铁狮子胡同的中央戏剧学院宿舍。爸爸的书房是一排小北房里的一间，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海棠树，我和同学经常在海棠树下跳皮筋，一扭头就能看见我爸爸趴在窗前的书桌上写作。炎热的夏天，我爸爸写作时就光着膀子，那时候从没听说过空调，也没有风扇，书桌上放着一个大脸盆，里面装着一大块冰。他汗流浃背，稿纸粘在胳膊上，字迹都被汗水弄得模糊了，毫不知觉。有时候他会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经常剧烈地挠头，就像脑袋里憋着千头万绪，只有拼命地痛快淋漓地挠头才能把它们梳理清楚。经常，他反复琢磨，念念叨叨，一遍遍读出人物的台词。我听他朗诵过“胆剑篇”和“王昭君”。他的朗读与众不同，甚至可以说不同凡响，打动我，使我不忘，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声音的存在，他用感觉读，读得那么有味。

    再看《北京人》的剧本，有评论家说《北京人》是曹禺创作历程中的高峰，是他写得最好的戏。作为一个编剧，我感到惊异的是，要具有怎样的感悟力，体味多少不愉快，刻骨的厌恶，埋得极深的苦痛，才能写出老太爷曾浩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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