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早上8时，我忽然接到上海王运天兄的电话，说范敬宜先生去世了。我当时大吃一惊，继而就不相信，因为我前天上午还与他夫人通话，说医生说目前不宜手术，老年人的癌变，发展缓慢，可以延缓很久，我也深以为然。哪里想到，当天下午就发生突变去世了，这样残酷的现实，实在令人无法接受！

　　我与敬宜兄是1948年在上海无锡国专的同学，从王蘧常、顾廷龙、童世业、周谷城诸先生学，遂成莫逆之交。敬宜兄是全班年龄最小的，国专毕业后，他又考入圣约翰大学攻外语，所以他的学问中外兼通，在我们同学中是很突出的。在上海时，他还拜吴湖帆为师，学山水画，深得吴先生的嘉赏。我还同他一起拜见过白蕉先生，帮白蕉先生布置展览，我们都喜欢诗词，当时教诗词的老师是顾佛影，还有已退居的陈小翠老师，都是当时名动海上的名家。我还特意去拜见陈小翠老师，得到她的勉励和指授。

　　1948年底我在无锡本校毕业，1949年4月解放军过江后，我就入伍，之后我们就天各一方，失去联系。后来，杨仁恺先生告诉我他在沈阳任《沈阳日报》的总编，我得到这个消息，就立刻与他取得了联系，他也告诉了我分别以后的种种遭遇。但是我们俩的共同个性是在困难中不失望，总会朝前看，总会尽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他待人宽厚而自律甚严，所以凡是敬宜兄所工作之处，都是一片赞扬，而他自己却依然故我，不骄不躁，平凡而又朴实。

　　也是天从人愿，他后来调到北京来了，先是在外文出版社，后来又调到《经济日报》，那时报社在王府井南口，我还去看过他。不久又调到《人民日报》任总编辑。就任前，他还来看过我，觉得担子太重，怕干不好，我鼓励他说，党已作了决定，说明你可以担当这个重任，无可推托，也无须顾虑，只要“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不会办不好的。很快他就去上任了，实际上他来看我，也只是告诉我一下而已，哪有推托的余地。那时我住红庙，与报社紧邻，从报社后门只要十来分钟就可到我住处，所以他常在下班以后步行到我家里聊天，我也多次到他办公室，但我看他太忙，所以不敢久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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