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对女婿和女儿拒绝一同前往台湾，深感失望。陶琴薰是陶希圣唯一的爱女，他的理想，是把女儿培养成谢冰心那样的女教授、名作家。陶琴薰对父亲感情也很深，从小跟着他走南闯北，吃了不少苦。但刚刚结婚三年的陶琴薰，对自己的丈夫坚信不疑，是去是留完全取决于他的态度。她曾明确表示：沈留下，则留下；沈若走，跟着走；“生死祸福，在所不计”。
陶希圣随蒋介石出走台湾，乘太康舰到了上海吴淞口复兴岛一带，心中仍对女儿改变主意抱有一丝幻想。他出人意料地请求蒋介石稍停兵舰，再次给陶琴薰发出电报，并派出一只小汽艇接陶琴薰至吴淞口会合，试图再一次说服他们。多年以后，他们的长子沈宁回忆起这一幕：
“外公身居要职数十年，罕见为私谋便利。吴淞口这一次是大大地破例。而蒋先生竟然准许了外公的请求，十万火急之中，停下兵舰，专门等候一个普通少妇的妈妈。无论怎样愁肠寸断，妈妈还是决意留在上海。外公不得不忍痛远行了……（沈宁：《我心中的妈妈》）”
沈苏儒决定留下，固然有要照顾年迈父母的现实考虑，但对国民党的失望，对一个新生政权的向往，也是其中重要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沈苏儒先后在上海英文新闻社和北京外文出版社当编辑，是我国资深的外语专家和翻译家。他的堂兄沈钧儒，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陶琴薰的伯父陶述曾也“为革命立过功”，先后任交通厅厅长、水利厅厅长、副省长等职，是湖北省地位最高的民主人士之一。然而，由于陶希圣的关系，沈苏儒夫妇仍免不了背上不被信任的十字架。1957年，陶琴薰被打成“右派”；历次运动，夫妇俩走过了一条坎坷的人生道路；孩子们也受到牵连，入队、入团，上大学都困难重重。陶琴薰在“文革”中患了严重的风湿病，下乡时得不到必要的医治，年仅57岁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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