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期，沈苏儒的外文专长才得到真正的重视和发挥。他担任了《中国建设》杂志副总编辑，更因其在翻译和对外传播上的贡献，被誉为“对外传播学的开拓者之一”，还担任了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北京市政协委员等职。

　　我与沈苏儒和陶琴薰的长子沈宁早就相识。一次在单位开会，听到宋庆龄研究、翻译专家沈苏儒病重的消息。沈先生是宋庆龄基金会名誉理事，而我供职于该基金会下属的出版社。我给沈宁发E-mail，说想去看望老先生，又恐过于打扰。过了不久沈宁来京，约我在后海孔乙己酒店聊天。他说，这次是专程回来探父病的，老父就住附近的积水潭医院。我问他父亲是什么病，他说，贫血症。但据我所知，远不是贫血这么简单，好像是晚期癌症。但病家不言明，自有其不便之处，我也不便多问。我提出就近去探望他父亲，沈宁答应了，把我引到积水潭医院一间干部病房。看上去沈老先生已是久病之人，黑瘦的脸庞，十分干枯、憔悴了，当年那个“格里高利·派克”般的英俊青年已难觅踪影，但神态间，仍保持着一股知识分子的体面与尊严。我向他问候，祝他保重身体，他听说我是宋庆龄基金会所属出版社的编辑，还让我代向会中领导问好。就这样简单地寒暄几句，我就退出了。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探望，已不可能再有机会和他聊天，向他请教了。

　　读完《刀尖上的家族》，我与沈宁联系，才知道沈苏儒已于2009年6月4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三个月后，外文局和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共同举办了“沈苏儒对外传播和翻译理论座谈会”。

　　正是在这时，我读到沈先生的一篇遗作《纪念我的舅父褚祖同——兼谈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传统》。文章写了一位终生“穷困潦倒”却能“保持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和爱国传统”的可敬老人。沈先生写道：“这两千几百年历史中，‘士’或‘读书人’这个群体始终自觉地担负起这样两个使命：一是维护、传承和加强中华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文化基础，包括社会伦理道德；二是在治理国家的事务中发挥作用，包括立法、国防、经济、教育、水利等等。在历史长河中，‘士’或‘读书人’这个群体中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件……总的来说，这个群体所信奉的核心价值就是爱国。虽然，‘国家’这个概念，封建时代与现代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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