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传》认为经文加“王”于“正月”之上，表明这是周王朝的正月，乃周王朝正朔所在，《春秋》以周历纪年，意在尊王一统。《公羊传》主张的“大一统”，是与尊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强调“王者欲一乎天下”。尊王，加强王权，限制地方诸侯的权力，其目的就是维护大一统。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成为最高的价值、核心的价值。尊王是为恢复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所采取的一种制度安排。它所极力强调的周王一统天下的局面，其实只是一种寄托，在春秋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它真正的目的在于“以俟后圣”，所期待的是后世能实践《春秋》经世大义、真正推动“大一统”实现的王者。

    面对一个礼崩乐坏、兵燹连连的乱世，《公羊传》渴望能挽救名分的废溃，制止伦常的混乱。当一统的理想状态不能实现的时候，“拨乱反正”，恢复世界应有的和谐与秩序则上升为第一要务。《公羊传·宣公十一年》谓:“不与外讨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为无道者，臣弒君，子弒父，力能讨之，则讨之可也。”“实与而文不与”，就是默许诸侯的某些正义性的“专讨”行为，即在理论上仍然不承认它的合法性，但对其产生的实际效果却予以认可。“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社会处于一种管理真空的无序状态之中，致使诸侯灭国、臣子弑君父的混乱局面发生，罪行得不到应有的讨伐与惩处。在这种情况下“力能讨之，则讨之可也”。这就是说，在王者无法承担起一统天下大任的情况下，应当依靠现实中可能的力量来维系和恢复社会秩序，同时期盼有实力和能力的人站出来勇于承担起社会的责任，强调对社会、对时代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公羊传》系统总结了孔子的“夷夏之辨”思想，一方面批判“夷狄”侵害“中国”(“诸夏”);另一方面又认为如果“夷狄”遵循礼义，认同“中国”的文化，则可以进为“中国”，而如果“中国”放弃了礼义，也可以退为“夷狄”。即取消了夷、夏之间的种族差别，而以文化的先进与否来区分“夷狄”和“诸夏”。《公羊传》提出了文化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的影响下，逐步摆脱落后面貌，共同走向进步的设想。其谓:“《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最终的目标是天下一家，区分内外只是前进过程中的一个步骤。“大一统”里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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