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给蔡和森等人的一封信中说，他读历史时发现一种有意思的现象，那些干出傻事蠢事的专制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原因是其欲望冲动压倒了理性智慧。由此，毛泽东同志提出，“读历史是智慧的事”，多了解点历史上那些专制主义者的结局，让“智慧指导冲动”，或许能少干点傻事蠢事。此前，袁世凯称帝败亡时，毛泽东同志也发表过类似的议论，说袁世凯以及劝袁称帝的人不真正懂得历史，没有汲取“王莽、曹操、司马懿、拿破仑、梅特涅之徒”的教训，乃世间“最愚者”。
把是否读史懂史同是否具有理性智慧联系起来，是青年毛泽东已经体悟到的一个重要道理。他一生好史，有多方面的理由、需要和收获，其中定然有益智的成分，有一种获得智慧的求索精神与乐趣。他读《三国志》，认为蜀国之误始于此前诸葛亮《隆中对》里的战略构想。这个战略提出，将来得益州后派一上将守荆州，自己守汉中，大本营设在成都。本来就兵少势弱，又如此三分兵力，焉有不误的道理。如此诘问《隆中对》，未必有用于现实，但其中的经验教训却完全可能成为使人变得高明的营养。毛泽东同志后来说“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变得更加聪明起来”，就是这个意思。了解历史，总结前人和自己经历的过去，最起码的一条，就是尽量不重复前人蛮愚的错误。为了澄清党的历史上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亲自主持编辑了党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并说：“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用“恍然大悟”来形容读史的效果，揭示的就是益智、启智的作用。
“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
如果对自己的过去懵懵懂懂甚至一团漆黑，不可能成为一个明白人。如果研究历史不是为了今天的需要，一切拘泥于历史，恐怕也不算是一个明白人。对过去和今天都不太明白的人，自然很难干出有光明前景的事业。
毛泽东同志尊重历史，但从不拘泥于历史。上个世纪50年代，有人从毛泽东同志的一些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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