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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思想之河汩汩向前（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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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1-29 12:54: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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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而对宇宙论、自然本体论甚至认识论兴趣不大的心理原因。”也是12岁那年，父亲英年早逝，李家自此家道中落，做小学教师的母亲勉强供他和弟弟上学，备尝艰辛。母亲重感情，而看轻名利地位，虽含辛茹苦却常常把“只问耕耘”挂在嘴边。母亲的人品与风范对李泽厚影响极大。
1950年，李泽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大哲学系。虽然身在中国最高学府，他的大学时代却主要靠的是“自学”。那时刚解放，大学里许多课程还未开，冯友兰等哲学系教授还在“改造思想”，所以李泽厚没有上过中国哲学史课，只上过两年“联共党史”，以及由任继愈等四位先生合教的中西哲学，其中任继愈讲中国近代哲学，他听了半年。
李泽厚从大一开始就自己搞研究，有时逃课，有时上课看自己的书。他用老师任继愈的借书证借图书馆的线装书，每次借30函，要跑几趟才能全部扛走。有段时间他患上肺结核，一些活动不能参加，就把更多时间放在读书和写文章上。
他找到一间废弃的屋顶阁楼，踢开门，躲在里面埋头做自己的事。屋里没有窗户，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盏灯，他在这间陋室里做了大量笔记。没有人知道他整天在忙什么，包括任继愈。他回顾说：“我最大缺点之一，是不喜欢问，总是自己摸索，走了许多的弯路。”
读大学时，李泽厚有时吃了早饭就进城逛书店，买一些很便宜的书，回到学校已经错过了晚饭时间，只得第二天早上再吃，一天只吃一顿饭。“所以我说我的胃肠很扎实，经过锻炼，能撑能饿，有便拼命吃，至今恶习未改。”李泽厚笑着调侃自己。
“后来有的人看我写文章很快，以为这是天分，其实我是下过笨工夫的。”他的第一个研究目标是谭嗣同，本以为很好研究，“当时看谭嗣同，人很重要，死得很早，书又不多，主要就是《仁学》，就投入进去了，结果吃亏了，他因为思想不成熟，观点相互矛盾。”稿子下了很大工夫，写了五遍，直到毕业才完成。多年后一个哈佛博士将其译为英文，十分佩服他分析得那么细。这篇谭嗣同论后来收进了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一书，影响很大。
虽然承认年轻时“走了不少弯路”，但李泽厚至今认为导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时间、书籍和不断从方法上总结经验”。
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时，他同时大量阅读西方哲学史，还摸索了一套独特的自学法，以此练就了西方哲学的基本功。“我看哲学史，同时看几本，读柏拉图，就同时看韦伯的、梯利的、朗格的，还有罗素的，看谁讲得最好。读亚里斯多德也如此，西方哲学史就这样学下来了。”
李泽厚说，康德和黑格尔对他影响最大。“他们两人给的不是论断，而是智慧；不是观点，而是眼界；不是知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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