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大家都如此,还有国有家么,怎么得了,这便是责人以其所无了。朱子说庄子“只在僻处说”,是的,庄子确实不像儒者那样,说什么都是一囫囵,既然谈的是个体生命,自然在彼此之间。他的思想,若当社会思想看,立显幼稚、浮浅,就是当人生指导,可能直接导致“不谴是非,与世俗处”的犬儒主义,要是怀此两种算盘,还是不要读《庄子》吧。
荀子曾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不知他在说这话时怎么想的,因为他恰恰说反了。庄子思想对社会,固然是一种瓦解力量,但又何尝不是使社会免于走到极端,人人自危的挽救力量?庄子的性格一定是极敏感的,因为战国时,社会还大致松散,他死后两百年,绝对国家大功告成,国家社会把市民社会挤得更扁,庄子连后者都忍受不了,若活在这时,无处藏身,也许会另有一番崭新的说法。
活在这时的是司马迁,已如前所说,陷入政治方案的迷局。庄子是不懂政治的,不过他谈国家政治的话,偶尔也精彩,如《杂篇.则阳》中的“匿为物而愚不识,大为难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远其途而诛不至”,正是作威作福的法门。
作者:刀尔登,六十年代生人,北大中文系出身,做过行政、研究、编辑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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