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盲流”道士王圆箓在公元1900年纯属偶然地发现了藏经洞以来，敦煌成为中国文人说不完的话题。100多年来，敦煌的厄运与幸运，以及与此相关的功劳与罪责，一直在回顾、检讨和追究之中。而有关敦煌的报告文学（如徐迟的《祁连山下》）和影视节目，虽然使公众关注敦煌，但在某些方面似乎给敦煌以及在敦煌工作生活的知识分子添加了太多戏剧性，使百年敦煌更显云遮雾罩。

余生也晚，无缘与王圆箓、斯坦因那一代人相见。但我幼年时期在父亲书房里见过向达和张大千，而高一涵、于右任、张维、范振绪、鲁大昌等人都是我父亲的老友，所以不止一次在家里见到他们，并听他们谈论敦煌。和常书鸿、段文杰以及上世纪50年代以后到敦煌工作的学者和画家一样，我对这些敦煌的开拓者一直怀有敬重之情（还有一位不该忘记的甘肃学者何乐夫，也对敦煌学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毕可、高尔泰、何山都是我的朋友，我认识毕可、高尔泰是在1956年前后，我在甘肃省文化局美术工作室，高尔泰是兰州某中学的美术教师，我们常在美术活动场合见面。反右派以后，高尔泰被发配到酒泉夹边沟农场，我被发配到玉门花海农场，能从那里生还的人算是洪福齐天了。我最后一次见高尔泰是在“文革”中（1972？），记得是在兰州省干部招待所，他到兰州是联系印刷一批农业科技宣传挂图。他让我看他的那些图稿，匆促交谈近况，同是河西农场生还的人物，难掩彼此唏嘘之情。

50年代中期，毕可从沈阳到兰州，正打点行装准备去敦煌工作。我们在兰州桥门街美术工作室那个旧楼上喝茶，看我的连环画稿，谈论敦煌艺术，我们“一谈倾心”，于是他邀我一同前往敦煌——幸亏我没有去，否则难说与毕可同样下场。“文革”后我去敦煌，打听老友的消息，我得到的是他的坟墓的位置——在莫高窟对面的沙丘上。我在夕阳下寻找他的坟墓的心境，成为我重新认识和思考敦煌时难以排除的阴影。

陈克俭的绘画才能在兰州美术界尽人皆知，他不喜张扬，老实而拘谨。正因为如此，他的死造成兰州美术界极大的震动。在目前条件下，陈克俭遭诬陷致死的来龙去脉很难说清楚。这再次使我想到历史档案公布的必要，我相信在有关案卷中会有一些令人震惊的材料。

我认识何山较晚，是在“文革”后期（1972年）我们同时被借调到甘肃省文艺工作室参加美术创作学习班。后来留在省文艺工作室工作，听说他与那里的干部搞僵了关系，离开甘肃。在高尔泰和萧默的文章里，何山是以反面人物形象出现，但我倒希望他写出他自己的敦煌回忆，例如“文革”中领导层的活动内幕之类……那将引发新的波澜，并进一步增进人们对敦煌的了解。

萧默是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同事，从1980年代初开始共事。我们先后退休后见面少了，但我一直注意他在学术活动方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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