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心存余悸的兰州美术界人士对高尔泰的戒备态度，使我想起廖冰兄的漫画《四凶覆灭后写此自嘲》——心有余悸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设限。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经历过那个年代政治运动的教师们，曾经公开表示不可接纳高尔泰。在2010年的“高萧之争”中，高尔泰说了一句真心话：“我要请读者相信，我没有那么坏。”诚哉斯言。在我印象中，高尔泰是一个外型厚实、面容开朗的人。有关他的负面印象显然与那个令人窒息的年代有关，西北师大艺术系的老师们所表达的实际上不是对高尔泰个人的恐惧，而是对极权统治的恐惧。
我敢于在敦煌问题上插嘴，既不是因为掌握了足够的事实，也不是因为具备足够的学识，而是因为我曾接触过前述书文提及的几乎全部与敦煌有缘的人物，并且像他们一样，有在荒漠风沙中生存的经验。在21世纪已经过了好几年的今天，我不知道世界上还剩几个有我同样经历的人。这种经验使我对所有曾在那里生活和工作过的人（不论他在学术和人际关系上持何种态度）都怀有亲切感和敬意。而这种感情是与对一切镇压、告密、迫害的深恶痛绝同时存在的。
对于整个中国的严酷历史而言，敦煌可以说是渺沧海之一粟。敦煌人的苦难和敦煌“阶级斗争”之严酷复杂，更无法与那些中心城市的大学、科研单位相提并论。而正是由于敦煌知识分子未泯的历史责任感和道德良知，让远离敦煌的人们得以接近当年的历史。但愿在有生之年看到更多逼近个人内心的回忆与反省。（水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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