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读书》杂志发表旅居国外的高尔泰有关敦煌的回忆，读后觉得不是滋味。论文笔和文章传递的个人感情，他的文章挺感人，但对于客观了解有关敦煌的人们的真实历史，则似意有未尽。后来先后读了雒青之的《百年敦煌——段文杰与莫高窟》和萧默的《一叶一菩提》，这两本书虽然体例、角度不同，但他们从不同角度回顾和观察敦煌历史，对于了解真实的敦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补充。

对雒青之书中一些有关历史的议论，专家们有不同的看法，但《百年敦煌——段文杰与莫高窟》记述的重点是敦煌研究所的第二任所长段文杰。雒青之从王圆箓写到斯坦因、伯希和、罗振玉、王国维，再到张大千、于右任、郭元亨、常书鸿以及所有与敦煌研究所的建立、发展有过关系的向达、高一涵、张维、王子云、鲁大昌、范振绪等人。

萧默的《一叶一菩提》与高尔泰的回忆属于同一类著述，不但回忆他们在敦煌的生活与见闻，记述了在那个特殊年代的敦煌，而且深入个人内心感情。他们的书出版以后，引起一些批评和争论，问题就在于他们的叙述、结论与人们习闻的敦煌有所不同。我觉得他们的回忆多少融有个人感情色彩，但这既不可避免，也不能成为否定他们著作的理由。

常书鸿是敦煌文物的守护者，他为敦煌贡献了一生最珍贵的年华，甚至婚姻破裂也不为所动。在回忆和记述敦煌的文字中，人们对他的贡献作了充分肯定。但他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领导干部，对“文革”前那些政治运动对敦煌知识分子遭受迫害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毕可的遭遇，是“十七年”中敦煌人危难处境的极端例证。整治毕可的手段不仅冷酷，而且卑鄙。“文革”结束后，敦煌研究所的大多数人反对常书鸿继续留任，这成为他离开敦煌的主要原因。应该说，甘肃省相关主管部门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是做得比较符合人心的。对于段文杰在常书鸿之后在敦煌的“拨乱反正”，雒青之的书中有充实的材料。段文杰在具体工作上不可能没有缺点，但为了某些缺点，为了个人恩怨，为了肯定常书鸿而贬抑段文杰，不符合敦煌的历史真实，也不符合大多数敦煌人的真实心态。

我在甘肃的时候，听到过许多有关敦煌人在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磨难的信息，但并不了解其间细节。高尔泰和萧默的回忆在这方面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我觉得他们的回忆在整体上如实反映了那一段特殊的历史情境。而且他们的经历和心情远远超越了敦煌，从敦煌看到的是中国，从敦煌人看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实际遭遇与表现。

近来媒体和网络热议“高萧之争”，在我看来，两家有关“文革”中敦煌人事细节记述的差异，可以说不值得讨论。但一个人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特别是对同事和友人的“检举揭发”却不能以“细节”视之。在告密成为一种文化传统的中国，揭开告密的黑幕，比为了息事宁人而继续遮掩更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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