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秋季，景宋先生一连给父亲写了几封信说，已决定交《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言及年底或可出版，父亲于9月中旬又写了第三个《后记》寄给景宋先生，在此《后记》的最后，他写道:“这书，此次得以印行，不得不感谢景宋先生，她补充了鲁迅先生答应补入的文字，且愿为此书写序，接洽出版，辛勤校稿，我只能于此遥遥致谢，实在是一桩极不安的事。”可是到了年底，出书的消息没有来，香港沦陷和景宋先生被捕的消息却来了。从此，这本为纪念鲁迅先生的《序跋集》便音信全无。虽然，此后为鲁迅故居的保护、鲁迅著作的编辑出版、鲁迅博物馆的建立等事宜，父亲与景宋一直联系不断，但有关该书稿的事却再也没有提起，就像父亲生前同我讲的那样，看来书稿已在战乱中丢失了。可是现在，当我看到摆在面前三册，上下未裁边、白棉线装订、封面上书写《鲁迅先生序跋集》的白报纸铅印校样稿时，它带给我的意外惊喜是无以言表的。

　　“这部样稿是巴金先生保存下来的，封面上的字‘鲁迅先生序跋集’是巴金后来整理《文化生活出版社》样稿时亲笔写的。”于静向我介绍这部校样稿的收藏经过，并把1974年5月3日巴金写给王仰晨(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的信，及1998年1月13日王仰晨写给陈漱渝(时任鲁迅博物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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