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开始环球旅行以后，梁启超等人与革命派人士的往来更加频繁。1899年夏秋间，梁启超与同门梁子刚、韩文举等人与孙中山“往还日密，每星期必有二、三日相约聚谈。”会面中，他们经常谈到革命等与保皇立场完全相左的话题。

不久，梁启超以13名同门师兄弟的名义，给康有为写了一封数千言的长信。信中说，国事衰败至此，只有改造成共和政体，才能挽救危局。光绪皇帝贤明，革命成功以后，还可以竞选总统嘛！至于南海先生，“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

当时只有40多岁的康有为，当然不想退隐山林，自娱晚景。看到这封大有欺师灭祖之嫌的书信，他怒不可遏。为了遏制保皇会内部的革命倾向，他把这些彼此应和的弟子纷纷调往世界各地的保皇会组织任职。同时，康有为牢牢把握住保皇会的财政大权，不准各埠再言革命，不准保皇党人有丝毫动摇。保皇会中许多人，都对他的这种封建家长作风大摇其头。加拿大保皇会的华侨主力李福基等人，担心会内矛盾“愈激愈深，势将决裂”。

马洪林教授认为，康有为之所以反对革命，主要是怕中国会陷入长久的内乱之中。他曾经断言，中国要进行革命，就不止像法国那样129万人流血，而是不尽杀四万万人不止。在当时，有这样想法的不独康有为一人。为了扫清这一思想的影响，刚刚成立的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与保皇派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1905年11月26日，《民报》第一期发表了陈天华的《论中国宜创民主政体》和汪精卫的《民族的国民》，指名批判康有为的君主立宪说是妖言惑众。

保皇会下属的《新民丛报》立即应战。虽然此前梁启超的立场摇摆不定，但这回他还是选择了替师出征。

论战一开始，梁启超傲然自大，常常嘲笑《民报》的诸位主笔邹容、汪精卫、胡汉民等人是浮薄少年，感情用事，理论上不堪一击。可越到后来，梁启超越显得捉襟见肘、理屈词穷了，不但保皇论点缺少根据，就连援引的材料和外文翻译也接连出错。

1906年7月，《新民丛报》求和，《民报》却坚持乘胜追击，“犁庭扫穴，不留余种”。1907年11月《新民丛报》停刊，彻底以失败告终。

此时，面对国内风起云涌的革命热潮，清政府走投无路，打起了“预备立宪”的主意。康有为大喜过望，以为自己为之奋斗数十年的君主立宪制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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