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伯格生于1926年，假如从上世纪50年代他为英国《新政治家》杂志写艺术评论算起，到现在，他的文笔生涯已有近60年光景。那么，这将近60年，要分早、中、晚的话，该是怎么个分法？我的划分也许跟别人不大一样。抛开虚构作品不论，单说评论、随笔，我认为，1974年以前都算早期，这一时期可以截止于1980年出版的《看》。中期只是1975年到1985年这十年，代表作只有一本1985年的《讲故事的人》。晚期是从1985年至今，各种迹象表明，伯格进行“衰年变法”的可能性很小，他的写作生命的格局已经固定。

　　城市是知识分子战斗的场域，伯格主动离开“战场”，我们不能因此就指责他是“逃兵”，但也不能不对他这一选择感到遗憾。

　　1974年有何特别之处，乃能成为伯格写作生命的捩转点？其实，岂是写作生命，实为他整个生命的捩转点。这一年，他离英抵法，定居上萨瓦省的村庄昆西，迄今未搬。这一横断的时间点，绝非臆测迁就的结果。1980年出版的《看》，其中既有1974年以前写就的文字，又有那以后完成的，细读之下，文章的气韵、节奏、味道都有不止于微妙的变化。

　　1974年之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一直是伯格的底色，这一底色，是他艺术评论的理论底色，同时也是他个人生命的伦理底色，1960年，他的第一本艺评集取名《永远的红》，寓意即在此。1972年，他为BBC撰写的艺术节目解说词结集为《观看之道》出版，这是他一生中最有名的著作，也是他早期理论思考的一大结穴。许多对伯格著作仅有一知半解的读者恐怕没意识到，从伯格整个创作历程来看，这部影响最大、读众最广的书反而是离伯格一贯的艺术评论实践最远的书。《观看之道》是一本在理论上斩截然而僵化的书。这部书过多地强调客观的社会条件对艺术作品的决定作用，过多地从外部接受效果的角度来看待艺术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艺术的相对自主性及内在规律，而伯格平素的批评文章恰恰是以能兼顾这两方面而闻名的。

　　从生命情调看，1974年之前的伯格未免剑拔弩张。批评起大艺术家，他铁面无情。进行政治表达，他态度极端。1972年，小说《G.》获得英国最高级别的文学奖布克奖，伯格却在得奖致辞中痛斥出资设立奖项的跨国集团，说他们的钱来得不干净，他还宣布将一半奖金捐给美国黑人的激进政治组织——黑豹党。尽管不论当时还是事后伯格都宣称，他移居法国山村，是要接触农民，为他今后的创作提供背景，尽管他此后的确也创作了不少以欧洲农民为主角的小说，然而从客观结果看，他一入山间，人就松弛下来了，文字肌理不再致密，笔调也不再严厉了。关于这一点，只要将他中期作品的内容与风格跟他1972年的著作(《观看之道》)与做派(布克奖搅局)相对比，就可以看得很明了。

　　1974年入山一事，究竟该如何评价？从私人的生活选择来说，这当然无可厚非，就像E·B·怀特弃纽约取农场，没准儿还是雅人深致呢。不过，区别在于，怀特的草木虫鱼，稍微严格一点说，是布尔乔亚情趣固有的一部分，而伯格的艺术评论锋芒所及恰恰包含那作为一个复杂有机体的布尔乔亚情趣。如晚期随笔集《约定》中所收《一车粪》(A Loadof Shit，中译本译作《一坨屎》，不准确)等文所示，伯格在山村中确在力行农民式的劳作、生息，这无疑是大可佩服的，然而，事情有另一面。正像中国文化中的山林隐逸带有贵族习气和避世效果，伯格的山间生活一方面带有天然的、虽否认也无济于事的闲适调子，另一方面在事实上将他与更复杂、更广阔的社会生活隔绝开来；闲适与隔绝，本是一体的两面。也许有人会说，伯格仍然频繁旅行，参观欧洲各地的博物馆，也经常针对不同政治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样也算与社会生活隔绝吗？我想强调的是，评论家，不管是政治评论家、文学评论家还是艺术评论家，若离开城市，总归是要与文化的实相隔膜的。文化的实相，不只是文化的最终产品(某本书、某部电影、某座雕塑……)本身，而是文化的生产与表现的全过程。一位乡间评论家，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想象的，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环境中。城市是知识分子战斗的场域，伯格主动离开“战场”，我们不能因此就指责他是“逃兵”，但也不能不对他这一选择感到遗憾。伯格的中期作品，开始显得，从积极方面说，飘逸、有灵韵；从消极方面说，空虚、没力道，就要从他的生活选择上找原因。

　　里斯本、克拉科夫、马德里……的单纯循环，已经失去内在于漂泊中的那份重量，而在今天这个又平又挤的世界上，这些地名听上去就像一个个巴士站的站名。

　　所谓“中期”，不过是“早期”与“晚期”之间的过渡，因为在伯格的写作中尽管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却并不存在直截的断裂。在《讲故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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