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格的私人回忆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不如更直接了当地讲，对我们来说是否有意义？不能否认，他回忆父亲(《引向那个时刻》，收入《讲故事的人》)、回忆母亲(《母亲》，收入《约定》)、回忆恩斯特·菲舍尔(《恩斯特·菲舍尔：一个哲学家与死亡》，收入《讲故事的人》)乃至《我们在此相遇》一书中对母亲、对少年时期的精神导师肯的回忆，都是感人至深之作。这些是伯格创作上的伟大收获。不过，这些篇章对读者的要求更高。首先，它们要求读者要对它们有兴趣，而批评家则几乎无须考虑这个问题，因为读者对批评作品的兴趣首先来自被批评的对象，而非批评家本人；其次，如果读者有进入这一私人空间的意愿，那就要对作者的一连串作品有所了解，而不能像读艺术评论那样，随便读哪一篇都可以自成体系。举个眼前的例子，《我们在此相遇》的第一篇《里斯本》是回忆母亲的力作，也是整本书分量最重的一篇，当中提到母亲说“我正在欣赏特纳的水彩画”，中译本很贴心地加上长注，不但说明特纳为何许人，而且从伯格《特纳和理发店》(收入《看》)一文中引了一句无关痛痒的话，似乎意在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呼应。其实，要说呼应，也有，但不是那一句，而是《约定》里《母亲》一篇中的“至于画家，她真正喜欢的只有一个，就是透纳”。假若你没留意过《母亲》中的这一句，那《里斯本》里提到母亲“正在欣赏”的是什么人的画根本就无关宏旨了，而你一旦洞悉这一纵深，再读《里斯本》，会有通体透明之感。这便是伯格此类作品，包括那些尚未译成中文的晚期小说，对读者提出的潜在要求。

　　伯格在《母亲》中提出：“自传始于一种孤独感。它是一种孤儿的体裁。不过我还不想写它。对我的过往，我感兴趣的只是那些具有普遍性的时刻。”这话是1986年说的，也许将近20年后，他改主意了，于是出版了《我们在此相遇》，而这无疑是一种自传，尽管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我们不是不喜欢自传，我们想探究的不过是这自传是否皆由“具有普遍性的时刻”构成，或者退一步讲，是否有一些“具有普遍性的时刻”。《我们在此相遇》中有许多私密的时刻，甚至可以说，是过于私密的时刻。比如关于少年时期的精神导师肯，《克拉科夫》中“在被泪水濡湿的床上，睡意迅速朝我俩袭来”之类的记述，其涵义不明，在我看来，它们也未必具有普遍性。当然，具有普遍性的是伯格与母亲之间既不无龃龉又难以割舍的母子关系，是伯格与精神导师开端热烈、收梢怅惘的师生关系。然而，这些具有普遍性的内容在《我们在此相遇》中却是个别的，是不普遍的。假若内容删汰一半，我猜它会成为一本更精悍有力的书，而不是一本略嫌耽溺、未免矫情的书。

　　至于在《讲故事的人》和《我们在此相遇》反复出现的旅行主题，我个人是无法给予正面评价的。尽管伯格成功地营造出一个“欧洲(大陆)知识分子”而非“英国评论家”的形象并试图借此在一定限度内打破他山村生活的封闭性，但在我看来，里斯本、克拉科夫、马德里……的单纯循环，已经失去内在于漂泊中的那份重量，甚至捋平了地理原有的起伏差异。也许，在冷战结束前，这些地名还分别有其独特的意义，而在今天这个又平又挤的世界上，这些地名听上去就像一个个巴士站的站名。

　　强调晚期作品的弱点，绝不等于抹煞它的价值。至少在我看来，伯格的遣词造句还是那么优雅，那么深沉，只是有些失去焦点，找不到目标了而已。

　　在那个时代，伯格还没有那么多机会来享受自己的孤独感，还没有那么多余暇来玩味自己的记忆，那还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时刻”……

　　2002年12月号的《美国艺术》杂志发表马克斯·科兹洛夫的文章《约翰·伯格的信念》，对杰夫·戴厄编选的《伯格文选》进行了评论。我认为，科兹洛夫的立场偏右，强求他理解伯格的马克思主义追求不大现实，而他的文笔造作得很，整体上看，不能说是篇好文章，不过，他的确提出一些有价值的批评意见，而这些意见是每个认真思考伯格写作意义的人都不能回避的。

　　科兹洛夫提出的第一个意见就是，伯格的批评更多的是以奇妙之力让人入迷，而非以充分理据去说服人。我觉得这一点在早期表现得并不明显，而在晚期，伯格的主观性日益强烈，表现得就相当露骨了。伯格谈委拉斯开兹的《伊索肖像》正是这方面的典型。一开始，他就说：“这幅画像，在我第一次把目光投向它时，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仿佛我们早已熟识，仿佛我在儿时就曾见过这么个人，在门道墙上的画框里。”伯格对这幅画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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