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持续了六个多小时的会谈中，我非常失礼且唐突地请求铁凝女士停下她与大江先生之间的热烈长谈，以便向大江先生确认您所指出的关键点——昭和精神与绝对主义天皇制的内在联系。听明白我的问题后，您和唐月梅老师的多年老友大江先生非常肯定地表示，在我提及的若干隐喻中，最关键的便是绝对主义天皇制这个“王”了。他还说到“我的头脑里目前只存在两个大问题，一个是鲁迅，另一个则是（象征着未来和希望的）孩子”。他表示目前的局势令人非常绝望，每天夜晚带着绝望上床睡觉，清晨起床后则要照顾孩子，一个在智力上永远停留于三至五岁的、心灵纯净的大孩子，他还要在自己的作品中继续寻找希望——始自于绝望的希望！
我是12月8日凌晨从日本回到家里的。由于基本完成了翻译《水死》前的学术准备，拟于近日避开北京的诸多杂务，躲到南方全力翻译《水死》这部重要作品，计划于离开北京前拜访先生汇报以上所述，顺便呈上作家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拙译《读书人》（大江先生的近作），便像以往那样，随手在扉页写下了“呈请恩师指正”字样，却于12日清晨接到唐老师的电话，告知您已于11日晚间离开了我们。震惊之下，赶紧拉上郑青便去了您家，陪着唐老师度过这段令人悲伤的时光。大致叙述了前一天晚间发病的经过后，唐老师便忍着悲哀说道，叶老师和我一直都很关注培养后学的问题，也多次对你说起这个问题，现在他不在了，我真想陪他一同去了，今后你要记住我们的嘱托，多给好学的年轻人提供机会，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进行学术研究，就像我们当年帮助你那样……
我当然不会忘记叶老师和唐老师长年以来是怎么言教身传的！当年，我是南京一家工厂的汽车司机，有幸在友人的介绍下认识了两位老师的同班同学胡毓文先生。当时，胡老师在南京外语学院任教，也是因为心脏病动了大手术，便仰面躺在病床上为我讲授日本文学翻译课。在我来北京工作之前，胡老师嘱咐我跟着您们两位老师继续学习，希望我在两位老师的指导下能够有所进步。最初，我在外文所的《世界文学》编辑部跟着唐老师学习日本文学的选材和编辑，叶老师，您则在团结湖的蜗居中每周两次为我讲授日本文学作品和理论。记得唐老师指导我翻译的第一篇小说是三岛由纪夫的处女作《鲜花盛时的森林》，后来我知道，唐老师每天从凌晨四点多开始，用两个小时对照原文修订这篇两万余字的译作，每次也只能修改一两百字，其后则为家人做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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