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顾准文集》，他写道，在古希腊，“学问不是‘货与帝王家’换口饭吃的玩意，而是一种个人的创造活动，这才能够产生或者放眼宇宙或者注视自己内心世界的思想家。（中国古代的）专制政治不可能设想这种知识的出路，知识无非‘求禄’”（《论孔子》）。他又写道，“‘君天也，天不可逃也’就算是注定了。知识分子不满意这一套，只好像贾宝玉那样当和尚去……在西方，政治权威不是至上的权威，思想家出在‘和尚’中的不少，不过那种‘和尚’是研究科学、写哲学著作的‘和尚’。入了空门，精研几何、逻辑、天文，皇帝老子也管不着。中国，除了伦常礼教，没有学问。专心知识，探究宇宙秘密不是出路，要逃避王权，只好走老庄禅佛一路”（《科学与民主》）。

　　阅读至此，感慨不已。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约可分两类：一类是做官的，一类是不做官的。而在不做官的当中，又有做不了官和不想做官的。后者少之又少，史书上将其归为“隐逸”“逸士”。今日得闲，就把《二十五史精华》中的“隐逸”部分通读一过。再参照顾准对古希腊知识分子命运的分析，不禁为中国古代这部分知识分子的命运感慨不已。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专制统治下，假如你不把所学知识“货与帝王家”，简直没有出路。而归隐便是这其中一条若隐若现、充满荆棘的羊肠小道。《后汉书》《逸民列传》中这样概括道：

　　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

　　表面看，隐居是一种主动的行为，其实不然。隐士们之所以这样做，全是不得已而为之。或为了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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