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家性命，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或对现实政治不满，以此作为一种不得已的抗议。要知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假如读书而不做官，那也就自动甘居下流了。范蠡辅佐勾践灭了吴国后，看穿了越王的为人，弃官不做，泛一叶扁舟于江河湖海之上，后来还成了富可敌国的大商人，这是非常稀少的例子，而且商人的社会地位也不高。有些知识分子不能医国，就去医人，但看看华佗的下场，你就知道得罪政治权威是个什么下场了。无奈之下，只好隐居，绝不与现实政治发生任何关系，哪怕生活清贫一些也没有关系。
可以这么说，但凡隐居者，都是些拥有独立人格的高尚之士，他们或博览群书，或德性高尚，或多才多艺，为乡里所称。他们隐居以后，虽说也留下了大量的诗歌、书画与专著，比如陶渊明、陆羽等。但对于大多数隐士来说，所学非所用，随着他们的辞世，其一肚子学问也就随之带进了坟墓，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在西方，教会是与政治权威抗衡的另一种权威，知识分子不满意现实政治，可寄身教会，衣食无忧地研究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等等，自得其乐的同时，也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则没有这么幸运，一旦选择了隐居，则衣食住行皆成了问题，要亲自“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了。并且，除了琴棋书画及研究儒道学问外，更无自然科学的内容可供他们研究（无此传统，即使研究了也没有出路），其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
好在中国自古就有这个传统，帝王允许这些采取不合作态度的知识分子逍遥于世俗生活之外，如尧时的许由，周时的伯夷、叔齐等，算是给这些人一个出路。汉光武刘秀就曾下诏：
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其赐帛四十匹。（《逸民列传第七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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