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游山玩水是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山水之乐”被认为是读书人应有的爱好，彰显出“君子”特有的清高品格和文化品位，其意义远远超出单纯的旅行或娱乐。这一旅游文化现象的形成及其价值的提升，是儒家与道家思想互补交融的结果。

道家崇尚“见素抱朴”（《道德经》）、“法天贵真”（《庄子·渔父》），“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山水景物代表自然与天工，与人为斧凿的庙堂都市恰成鲜明对比，“山林欤！皋壤欤！使我欣欣然而乐焉”（《庄子·知北游》）。东汉末年，道家思想的影响渐增，有人即指出旅游之乐合乎老庄悟道之旨，仲长统《乐志论》曰：“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迄魏晋南朝，玄学盛行，老庄之道上升为士大夫阶层的流行信仰，山水游览随之风靡。其时士人习惯将观赏自然风光与回归人的自然本性联系起来，如陶渊明的名句“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等。由于视山水为自然之道的体现，也就视玄理与山水如同一物，戴安道《闲游赞》内有一段经典的论述：“昔神人在上，辅其天理，知溟海之禽，不以笼樊服养；栎散之质，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树之于广汉，栖之于江湖，载之以大猷，覆之以玄风，使夫淳朴之心，静一之性，咸得就山泽，乐闲旷，自此而箕岭之下，始有闲游之人焉。……彼闲游者，奚往而不适，奚待而不足？故荫映岩流之际，偃息琴书之侧，寄心松竹，取乐鱼鸟，则淡泊之愿于是毕矣。”在当时的文人创作中，山水与玄理的结合很常见，两者相互渗透，使山水景物升华为士大夫可以恣意遨游的一方自在、自得的天地，旅游活动从而获得了返璞归真、追求逍遥自得的象征意义。

山林既然在樊笼之外，于是变成隐逸的代名词。这样，便掺杂了入世和出世（处与出）的矛盾。在儒家传统中，原本存在仕与隐的对立，所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孔子对隐士们的评价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由此可见，隐逸包含着强烈的不满和反抗现实的意味。但玄学家们努力调和“名教”与“自然”（即儒家与道家）的关系，提出朝隐说：“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晋书·邓粲传》）有人甚至断言：“大隐隐朝市，小隐隐陵薮。”（王康琚《反招隐诗》）著意于林泉之下、脱略形骸的隐者不过是格局狭窄的“小隐”，而恣意所适、安闲朝市的才算“大隐”。在入世与出世的关系上，儒家与道家从矛盾一变而为互补交融，郭象诠释《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一段时强调：“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尽管在乱世与衰世，隐居山林仍然具有不合作乃至抗争的意蕴，但鱼与熊掌兼得的逻辑从此占据士文化的主流，居官入仕享受世俗的成就，同时纵情山水获取精神上的满足，入世而又出世。山水之乐不再是消极避世的选择，而是与功名富贵并行不悖的另一种精神追求。游风兴盛之下，还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柏拉图式精神旅游——“卧游”。始于晋宋间的名人宗炳，其人“好山水，爱远游”，晚年时将一生游历过的山水风光“图之于室”，“澄怀观道卧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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