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的结果,就不符合实际情况了,至少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直到今日,中国仍存在建立统一知识场的可能,只不过中国人普遍还没有产生这样的意识。可能充当中国统一文化场的东西是什么呢?是文言文书写。文言文书写囊括了道德、才能、艺术、人生履历、正义、文化认同等多种因素,它让人遵守公共的承诺——敬天爱民、尊老爱幼、忠君爱国等。这可能是唯一能够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土壤,可惜这种土壤已经荒芜。
大众文化盛行,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将逐渐消失。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在传统社会,知识分子(士与士大夫)是制衡权力的力量,是矫正社会偏颇的主力,是防止异化的中坚。没有了知识分子,社会有可能只有一个力量、一个方向,可能一种价值观独大。人对自己失去控制之后,不得不听任异己力量的支配。关于这一点,尼采早就警告过我们:任何由大众做决定的地方,真实性就变得多余、可悲,变成一种无益之物。唯有演员还能唤起巨大热情。是的,在中国,演员代替了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唯一还能唤起大众巨大热情的力量。
演员替代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却丝毫不能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知识分子的消失形成角色缺位,而且难以弥补。——这便是问题症结所在。
作为点缀,现代社会也有些形而上的文化——比如哲学——,但大多并非一流的,大多是形而上中的下等货。二十世纪中国哲学代表竟然是哲学修养并不高的胡适。金岳霖先生批评他讲授的中国哲学史缺乏深度。实际上金先生客气了,与其说缺乏深度,不如说缺乏一个准确的判断,缺乏对中国哲学精髓的把握,从而缺乏对中国哲学的热爱。胡适把他的实用主义思想贯彻到大众文化之中,使得低俗不堪的文化居然也有了自己的指导思想。为了否定国粹,胡适煞有介事地提出三个问题:
其一,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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