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讲不要“理想社会”，但是要“社会理想”，人要为社会理想奋斗，这样人生才充满意义。

要对自己讲过的话负责

刘绪源：你前面说过，中国有一种天地人的三角关系，那为什么中国的专制主义特别长久，特别残暴呢？

李泽厚：也不见得“特别残暴”。西方古代也是非常残暴的，罗马斗技场、中世纪大规模烧死巫女不残暴？直到近代以来，西方才走向文明。中国传统政治，士大夫可以和皇帝唱对台戏，可以上书，可以有清议、廷争，在皇帝面前，不同意见可以互相指责。戏曲里还有“打龙袍”哩。它们都有一些合理的、削弱、控制皇权的成分。

所以钱穆大讲中国并不专制，当然他又讲得太过分了。

刘绪源：我觉得，你和王元化先生，有一点非常像，就是说的话，特别是一些重要的观点，几年以前说过，几年后要是再说一遍，一字不差！这一点我感到非常惊奇，但仔细想想，还是有道理的，那就是因为，你们都是经过非常认真的思考的，这都是你们认准了的观念。

李泽厚：那也是因为，要对自己讲的话负责。

我说过的话，我是负责任的。所以，我不大赞成一些人玩哲学，玩学问。我不是这种态度，金岳霖也说过他做学问是做符号体操的游戏，好玩。相比之下，我更赞成冯友兰，冯友兰有责任感，他说过，“为往圣继绝学”嘛。好玩，那是后现代哲学，“过把瘾就死”嘛。

刘绪源：谢谢李先生，一口气谈了这么多问题。

李泽厚：我这一生，生活简单单调，少有变化，历年填履历表只两行：1950－1954，北大读书；1955至今，哲学所。“社会关系”极其简单，更无何“事迹”可言，我又极少和人交往。真有如海涅说康德是没有什么生平可说的人，人就是书，书也就是人。我和古今许多书斋学者一样，也就是看书和写文章，只做了这两件事，没做别的事。

我接受了那么多采访，除《浮生论学》那次，就是没有人问我看书和写作中的问题，奇怪吧？这次你都问到了一些。我们谈得很愉快。也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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