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问答讲论的记录，历代用作“小学”教育的重要教科书。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存有为数不少的《论语》及《论语》郑注写卷。本次展览展出三件。

其一为十六国时期（公元304年－公元439年）写本白文《论语》。此书出土于吐鲁番鄯善县洋海一号台地四号墓。此墓曾被盗掘，2006年10月吐鲁番文物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墓为夫妻合葬墓，据墓中所出《北凉缘禾二年高昌郡高宁县赵货母子冥颂文书》，墓主为赵货，下葬于缘禾二年（公元433年）。此《论语》写本拆自女性墓主（赵货之妻）左鞋，由两个鞋面和一个鞋底组成，书写于《前秦建元二十年（公元384年）三月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籍》背面。存文字25行，内容为《论语·公冶长》篇“天道不可得文（闻）尒已矣”至“君大夫崔子违之之一邦则”与《雍也》篇“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至“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矣”两段文字。此卷虽被作为废纸再利用，残存文字无多，但可以由此窥见《论语》一书十六国时期在高昌一带流传与修习的情形，其价值不容忽视。

《论语》郑注的发现更为重要。东汉末郑玄（公元127年―公元200年）注本为后世通行传本，南北朝时期盛行于北方，而在南朝不受重视。唐代独宗郑学，因而流传更广。但郑注不入唐代官修注疏，五代后遂佚失。自宋迄清，虽有辑本，但已十不存一。幸而敦煌遗书中有《论语》郑注写本五十余号，吐鲁番文书中亦有残篇二十余件。经整理可得原书十之七八，可谓近代经部文献的重大发现。

此次展出的卜天寿抄本与贾忠礼抄本，分别出自私学与官学的学生之手。卜天寿抄本1969年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363号唐墓，全卷长达538厘米，存文字178行，起《为政》篇“哀公问曰”章，讫《公冶长》章。贾忠礼抄本1964年出土于阿斯塔那27号墓，拆自男性墓主纸靴，裂为十数片，存《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等五篇的部分文字。

卜天寿抄本是小学生抄写经典的作业，有错字、衍文与脱误，很难称得上是精善之本。贾忠礼抄本性质与卜天寿抄本相近，且残断过甚，极少留存整行的文字。虽然如此，对于古已失传的郑注而言，仍然可以利用这样的古抄本考订原貌、校勘异同，因而它们依然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卜天寿、贾忠礼抄本等残卷的发现，也说明《论语》是西域地区儿童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辜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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