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军事历史上，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喜欢鼓吹战争的居然是一群文人，而真正的将领们反而显得相当爱好和平。

1870年德意志帝国统一后，德国上下都信心百倍，议员们鼓吹好战的论调，希望能称霸欧洲。然而德意志统一的功臣、军事家毛奇，却在1890年他去世的前一年，在德国国会严厉警告这些侈谈战争的文人政治家，认为现在欧洲各国军备都很强，不可能在一两次战役中被击败投降，因此一旦开战将是极大灾难。他甚至用诅咒的口气说：“那个放火把欧洲付之一炬的人，那个首先把火柴丢进火药桶的人，真是罪该万死!”

据美国驻东京大使日记中回忆，在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9个月后，日本内部曾经分裂成两派：一派主张直捣汉口，纯用武力结束战争；一派则认为要巩固已占有之地，靠时间和财政压力迫使中国屈服。说也奇怪，主张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居然是当时的日本首相领导的一帮文职人员，而日本陆军头目们却显得颇为温和，赞成后者，理由是兵力不足以征服和保住更大的地区。

我国历史上，文官好战、武将懦弱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到了清朝，这种现象尤为明显。晚清书生往往放言高论，如张謇、文廷式等，都极力主战。甲午战争时期，是朝廷在战和问题上矛盾最激烈的时候，而当时主和的，却是武人出身的李鸿章。这看来似乎与我们的常识背离：好战黩武的人物，通常难道不是一个脾气暴躁、精力充沛的武人形象吗?

一道分水岭

清朝的政治家们已经发现，中国历朝历代，以南宋为分水岭，之前是武将好战，到南宋以降，却一变而为儒生好战，和武人更换了立场。而且往往在时局危难、需要武人镇定局面的时候，书生却表现得尤其好战，慷慨激昂乃至痛哭流涕。巧合的是，南宋以下八百年直到晚清，却一直是汉人武力不振的时期；而其中最危难的南宋和晚清，书生好战特别突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历史学家们从政治制度的角度分析说，在宋朝以前，中国王朝的军队都是由专业军人，也就是武将们统率的。在那个时候，文官如果想要插手军事，只有披上铠甲，亲自参军去。汉唐是中国武力最强盛期，在那一时期也出现过书生好谈兵的风气，但并不像后世的文人那样夸夸其谈，比如说东汉的班超原本像他的兄弟班固一样想要学着写史书，后来觉得没什么意思，便不再废话，直接投笔从戎、戍守边塞。那时候文人打仗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封侯和功名。

但是自宋朝起，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皇帝为了避免出现武将拥兵自重、藩镇割据的局面，把军队的调拨权、战略的决策权都交给了朝廷里的文官。明朝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都注意到了，中国的“战争政策由哲学家规划，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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