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些文官对儒学和道德伦理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具体的战略战术，在战争中更关注的往往是名节，因而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不论是否有利国家，求和一定是耻辱和必须否定的，所以往往试图在政策和军事行动战略上逼迫武将出战。武将们基于实际军事力量的条件而提出的慎重求和的主张却被贬斥为懦弱、卖国。

结果明明应该由专业武将拿主意的战略战术，被这些把气节看得比命还重要的外行文人一搅和，很难取得好的效果。南宋以后，汉人建立的王朝在军事上屡屡受挫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原因。

为了气节而战

当然不能否认，有些文人在大敌当前的时候，的确表现出了可歌可泣的勇气和高风亮节，但是他们并不真正懂得军事，如明末史可法守扬州，虽然他是忠臣，却可惜并非名将，以军事观点看，他当时的部署是完全失败的。所谓“临危一死报君王”，死节便是失败的文人主战派能免于愧疚和指责的最后避难所。

当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进入现代文明之后，文人仍然在政府里占据统治地位，仍然可以对军事指手画脚，把将军们调理得团团转。他们主战的情绪往往在军事和政治上掣肘武将。因为其看待军事问题的角度是非技术层面，而往往是道德层面的，常常使军事行动更缺乏回旋余地，例如江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虽然守势有利，但迫于被指责为“卖国求和”的压力，不得不采用军事冒险进攻，结果遭致惨败。

1962年中国与印度发生边境冲突时，虽然印度内部资深的将领普遍不赞成和强大的中国开战，但总理尼赫鲁受到议员们狂热爱国情绪的煽动，并屈服于这种压力而不得不执行“前进政策”。而当印军溃败后，新德里又一片恐慌，先前好战的议员们纷纷指责印军将领的无能，先前他们不肯多拨预算给军方，而此后则“几乎想要多少就给多少”。主战的文人在战前指责武人怯懦;战败后又指责武人作战不力——不独印度如此，甲午战争中的晚清“清流”也是如此。

天真的文人

文人何以主战?大概有以下几种原因：一、认为军事将领不值得信任，没有气节;二、不能从纯军事技术的角度考虑战略，坚信战争中意志比物质重要;三、多数未经历战争，不理解战争的残酷程度。

1867年，当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谈到“一次德法战争在不太远的时间内就会发生”时，曾不无讥讽地暗示他的一些同胞过于狂热地鼓吹民族荣誉，以驱使人上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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