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王充的《论衡·量知》记载，“夫竹生于山，木生于林，未知所入。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片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这是对简牍的记载，简一般是竹简，也有木简，而牍则为木牍，也有少量的竹牍。

　　钱存训在《书于竹帛》中指出，“竹简和木牍是中国最早的书写材料，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简牍制度有其极为重要和深远的影响。不仅中国文字的直行书写和自右至左的排列顺序渊源于此，即使在纸张和印刷术发明以后，中国书籍的单位、术语，以及版面上所谓的‘行格’的形式，也是根源于简牍制度而来。”

　　研究简帛，不仅重其文字所载的内容，而且还可据其制度对历史和文化等有更深入的了解，甚至在一些素来不被注意之处，也能做出不小的文章。

　　人们熟知的孔子“韦编三绝”，他所读的自然是竹简，而这些简用牛皮或者绳子穿起来，编成一“篇”或“册”。比如，关于“册”字有种说法：它是个象形字，即最初为简的并列。这些称呼并没有因为简帛的消失而荡然无存，今天，这些说法都保存在我们的书籍文化中。

　　2007年11月，在中国台北举办的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上，邢义田教授发表了《汉代简牍的体积、重量和使用》一文。他用新技术研究汉简，被认为“独辟蹊径”。他按照“中研院”史语所所藏的汉简的形制，到额济纳旗河沿岸考察时，“还刻意寻找汉简的主要木料来源——胡杨和红柳”。考察后，他请人将胡杨、红柳和松木标本按照汉简的一般规格切成简，亲手试验。他的结论是，如果有汉代竹简本的《史记》，这部书有526500字，那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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