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和别的学科不一样,学者的兴趣和事业高度一致,能够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但生存环境却不允许你做;从而使很多有前途的年轻人,因为高房价而不得不放弃人文专业,转入其他二三线城市。”
被复旦大学从北京大学“挖”过来的陈剑教授坦承自己当年的心理状态:“以为搞古文字是很有学术含量的东西,在中国做到最好,就是世界最好;二三十岁北大博士毕业留校时,却发现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只能是学校和你讲条件,你不能和学校讲条件,很快就感受到生活压力,感受不到学校的支持。”
陈剑呼吁,政策应考虑向更为年轻的、真正的“青椒”(青年教师)倾斜,特别是本土、本校培养的人才,“要给他们提供条件,让他们觉得学校重视他们,而不是处于被忽略、自生自灭的状态。否则如果在学术上有成就,别的学校来挖他,他很快就走了,对学校没有任何感情。”
大学要承担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
对这些建言,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杨志刚也透露,在此次基金的评选中,要求是50岁以下,但有好几个45岁以上的老师,如中文系的傅杰教授、古籍所的陈正宏教授,却“让位”给了青年教师。50人的遴选也有意向45岁以下的教师倾斜,得到基金援助的教师中,1970年后出生的占25个,其中最年轻的是1982年出生的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邓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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