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反，在封建社会里是最重的罪名，也是最带有政治性的大罪。

　　中国历史上不乏下层草根社会利用迷信、“妖言”组织民众反抗专制统治的事件，历代统治者对“妖言”的防范也是不遗余力的。但乾隆这一次的反应明显过度。

　　皇帝对事件定了调，并上纲上线。官员们不敢不着力去办。于是，几乎整个国家都卷入清查“谣言”和“反叛”的运动中。

　　在这种情势下，各种偏差就出现了：有捕风捉影的、有敲诈勒索的、有公报私仇的、有无端陷害的，人性中的贪婪、嫉妒、暴力都被激发出来，受害最多的就是云游和尚、道士、乞丐等下层流浪者。他们或被官府抓捕，屈打成招，或直接被当地民众殴打，甚至被殴打致死。

　　然而，折腾了好几个月也没有一件妖案能落实。乾隆不相信这个结果，又指示把全国许多嫌犯长途跋涉送到北京、承德，由军机处官员反复、交叉审讯，结果发现案件中存在大量漏洞、破绽和矛盾之处，基本事实都很难成立。而且不少经不起长期折磨的嫌犯死去了，活着的几乎所有人都推翻了原供。当然，在此前各个“省级会审”中折磨致死的、翻供的已经不少。

　　1768年9月中旬，军机大臣们只好据实禀报。乾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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