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在中国遭到冷遇乃至唾弃的书，在日本却成为畅销书，人们竞相阅读——100多年前《海国图志》的命运，为中日两国此后的命运埋下伏笔。

《海国图志》由魏源在1842年著成。这一年对中国意义深远：鸦片战争战败，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国门洞开。进士出身的魏源很早就产生了改革内政的经世思想，鸦片战争的溃败，更使他深刻认识到了解西方的紧迫性，于是迅速调整了自己的经世目标，转而走上了“师夷”的道路。

1841年6月，当时同样主张学习西方的林则徐，被革职流放新疆伊犁，途经京口（今江苏镇江）时见到了魏源，两位老友相见甚欢，朝夕深谈。也就在这次会面中，林则徐将之前自己在广州搜集的《四洲志》等资料交给了魏源，希望他编撰一部介绍西方的书籍以救亡图存。魏源接受重托，着手搜集资料，终于在1842年著成了五十卷的《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照理说，《海国图志》在这样一个败世颓局中出现，应该引起很大反响才是。书的宗旨是让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正为当时寻求救国大计的人打开了解西方的窗口，理应畅销走俏。

然而，历史却一波三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雷颐评价称，在当时，愚昧排外，坚持“天朝上国”的妄自尊大观念主宰着“世道人心”，由于被“夷”所败，不要说“师夷”，连谈海外之事都成为禁忌。

当时，魏源的好友姚莹就曾说：“举世讳言之，魏默深独能著书详求其说，已犯诸公之忌。”在这样的环境下，《海国图志》提出“师夷”的主张，必然会被主流社会攻击排斥，遭到人们的冷遇。

结果，宏伟的《海国图志》问世后，并未激起什么涟漪。据统计，当时中国有能力阅读这本书的人多达三百多万，而《海国图志》在国内却只印刷了千册左右。及至后来，连谈论这本书，也成为禁忌。

但《海国图志》却并未就此埋没。历史的吊诡，使它在一衣带水的日本，激起了一场巨浪。

由于在国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