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天，伦敦清华校友会在会长夏屏芳家里举行欢迎梅校长的茶话会。记得夏家的花园相当大，到会的人很多。有一个老校友发言时还提到什么‘光复清华’之类的话。按理在这种场合，梅校长总要说几句话的，但他一言不发，态度严肃，也看不出他脸上有什么表情，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这种说法——很典型的处世为人含蓄态度。可能这也是一种表态吧？……”
关于梅贻琦的所谓“回归”问题，现在事过境迁，本不需再作什么推测，但过去在这方面也有过一些议论，不妨也原样介绍几则给读者，目的仍是借以衬托他的思想和为人：
方钜成：“现在回想起那三十多年前的往事，感到当时还是对他规劝敦促不够。否则梅校长很可能在1949年以后走的一段道路是会有所不同的。”
李鹤龄：“但我还要想入非非：为什么梅校长会在香港、在美国闲居一段长时间而没有马上就到台湾去呢？假如正当梅校长在美国把那些期刊包了又拆、拆了又包的时候，有人远远地向大洋彼岸招一招手，他会不会带着那些大包小包和他的老骨头回到清华园，最终让他的老骨头和王国维[注: 王国维（1877～1927），中国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文学家。字伯隅，又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901年秋赴日留学。]为邻呢？”
吴泽林：“北京解放不久，周恩来[注: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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