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我的职业是军人，这给了我两方面的锻造：一是不推卸责任，二是有使命感。

作家和军人这两者一结合起来，就把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加放大加倍了。因此，我希望做点什么，来承接民族的精神传统，承接我们这个国家近代和当代以来的精神财富。

现在的很多人对这一点是不以为然的。其实不要说大道理，一个人总得知道自己从何而来为何而去，要知道自己的祖先经历[注: 指亲身见过、做过或遭受过的事。 片名 《经历》The Experience/Tajrobeh (1973) 伊朗电影，35毫米，黑白，60分钟。]过什么，尤其是他们的心里经历过什么。过去，连不识字的农村老太太都知[注: 都知是宋代宦官官名。-douzhi]道修个家谱，作为当[注: 为当 拼音： wéi dān?? 解释： 1.犹抑或;还是。-weidang]代中国人，更是必须有心灵图谱，不能抛弃我们的基因和血统，否则会带来精神上的迷茫。

因此，在那个时候，我拿起笔写作，已经没有了虚构的心境。我的最后一部小说叫《禁止忧郁》，在《花城》发的。这个名字也象征着我当时的感觉，确实心里一片茫然。正如人们现在常说的一个词——“郁闷”。“郁闷”其实不是苦于物质匮乏，而是苦于精神没有承接的链条。没有“既往”就没有“开来”。于是从1995年开始，我选定了这两个系列进行非虚构作品的创作。

记者：无论是战争系列，还是中国近代史系列，您都特别强调了它们非虚构文学作品的特征。非虚构文学和过去我们所了解的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有什么不一样？

王树增：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是典型的中国名词。其实文学在世界上就分两大类，虚构和非虚构。在世界文坛上，非虚构类是很大的一片天地，拥有众多读者和很多重磅级的作家，每年都有经典出来。我甚至认为非虚构作品应该是读者整个阅读种类中的主导。在我看来，虚构类文学是小众读物，不是大众读物。而非虚构作品的读者面更加广泛。在中国，就非虚构作品而言，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都未成气候，没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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