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瑜《空头主编与南郭先生合作的等外品》一文，原本不值得一提。无论从何种角度，我们都不能将之与学术或学者相提并论。称其为流言蜚语，就已经是保持了学者最大程度的克制；说它妖言惑众，也不能认为过分。

金生叹身为学者，是非不分，颠倒黑白，居然称其“严肃”，性质十分恶劣。（见《“休想封杀”？》）我不得不写一篇小文章，严厉指出王曾瑜的“四不严肃”，即：用人身的攻击替代问题的讨论，用道听途说的传闻替代科学的论证，用情感的宣泄替代理性的分析，用政治的话语替代学术的话语。（见《何来严肃？》）金生叹尚属孺子[注: 刘婴-汉孺子刘婴（5年－25年），西汉末代皇帝（6年—8年十一月在位），号孺子，乃楚孝王刘嚣曾孙、广戚侯刘显 子、汉宣帝玄孙也。]可教，自知心亏，随即旋其面目，将旧文去掉“严肃”二字，略加修改后投稿《南方周末》，以示回其心迹。  

王纪潮朽木难雕，不顾我已作文在先，胆大妄为，公然陈言“是非且先不说，仅如此之言不讳指名批评的文章标题就令人感到惊奇，也觉得痛快！”学者不说是非，却视粗俗辱骂为痛快事，这种心态与鲁迅[注: 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1898年改为周树人），笔名鲁迅，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笔下围观日本侵略者砍杀中国同胞头颅的看客有何两样？过去警察审问犯罪嫌疑人，常常先不管是非地棍棒交加，看起来很痛快，却不知酿成了多少冤假错案。近来曝光的佘祥林案就是非常惨痛的教训。现在我们知道了，这叫刑讯逼供，是对人权的粗暴践踏，为法律所不容止。王曾瑜已成粗暴警察。王纪潮不加分析就为之叫好，是一不分是非；不加求证，直接沿用王曾瑜说法，称《通史》是“垃圾产品”，是二不分是非；视王曾瑜粗俗文章为“尖锐的学术批评”，是三不分是非。王纪潮还试图替王曾瑜开脱，说“王（曾瑜）文的批评并非是针对某个名人，而只是不满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守传统身份进入商业领域”。这更是淆乱视听！王曾瑜早就不守传统知识分子身份，进入商业领域写小说了，哪能对此不满？他对戴逸恨之深，从纸背都能看出来，哪能替他遮掩得过去？王纪潮也知道“学者应该是社会良心和净土的守卫者”，如此是非不分，守卫的是什么良心？

是非不分，就不会有职业道德。球员裁判是非不分，必然假球黑哨不断；大官小吏是非不分，必然腐败堕落丛生；商贾掮客是非不分，必然假冒伪劣泛滥；知识分子是非不分，必然异端邪说横行；其结果就是，球市砸了、官场臭了、商业烂了、良心守不住了。守不住良心，更不会承担社会责任。出了问题，自然首先想到推卸塞责，把别人指出应由他本人负责的恩荫[注: 恩荫是指因上辈有功而给予下辈入学任官的待遇。-enyin]制说得跟自己没了干系。报社不发表他文章，他就跳将出来，无理取闹，要求对报社对自己负责任，而不是对大众负责，真所谓“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是可忍，孰不可忍？！

王曾瑜曾在文章中推崇刘知几[注: 刘知几，唐代史学家。永隆年间（680年）以弱冠举进士，历任着作佐郎、中书舍人、着作郎，又撰起居注，兼修国史二十馀年。景龙二年（708年）辞去史职，从事私人修史工作。]的“史才三长”论——史才、史学、史识。我作文提醒过他，此说已经章学诚发展为史学界共知的“史才四长”论——史德、史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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