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鲁迅应该早就知道谁是始作谣言者。1935年底，在为《且介亭杂文二集》所作后记中，鲁迅慨叹道，“男盗女娼”，这是“人间大可耻事”，现在《中国小说史略》译为日文，盐谷温的著作也早有了中译本，两国读者“有目共见”，自己背负了十年之久的“剽窃”恶名，总算可以卸下了，而陈源则将永远无法洗刷造谣、说谎的罪名。鲁迅严守了写作和做人的伦理底线：只对准公开传播谣言的人，无只言片语涉及顾颉刚，这是他的过人之处。鲁迅逝世后，胡适曾忠告陈源拿出绅士的姿态写一篇短文，声明当日说鲁迅抄袭是因“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奇怪的是，面对如此重大且真相已明的事件[注: 事件一般是指历史上或社会上已经发生的产生相当影响的事情。它的发生是受多重因素激发而产生的。可能来源于于政治领域，或者军事领域。]，顾颉刚眼看着两个朋友因他的轻率而背负黑锅，自己除在日记里坚执己见，公开场合竟默无一语。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注: 历史学家古希腊三大史学家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 以下是关于他们的详细介绍: 希罗多德他是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他被人们尊称为“历史之父”。]，顾颉刚的行为殊难理解。
与鲁迅对他的公开嘲讽相比，顾颉刚仅在私人日记中有所涉及。此后顾颉刚于1927年4月18日、4月22日的日记中又记载了中大聘书被孙伏园所“吞没”事（《日记》第二卷）。这是一条孤证，肯定与鲁迅无涉。据《两地书》可知：1926年10月16日鲁迅收到朱家骅[注: 朱家骅（1893年－1963年），字骝先、湘麐，浙江湖州人，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泰斗、外交界的耆宿，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电报，邀他和林语堂[注: 林语堂，福建龙溪(漳州)人，1895年10月10日出生，1976年3月26日逝世。中国现当代著名文学家，原名和乐，改名玉堂、语堂，笔名毛驴、宰予、岂青等。]去中大“指示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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